人民日报：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四 ) window.sina_survey_config = {//注释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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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