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销售抢红包作弊神器敛财逾千万 10人获刑罚( 二 )

  2016年9月,戴某在与网友杨某闲聊中提到刚刚琢磨出的“秘密武器”,杨某当即觉得有利可图,极力建议通过网络销售这种“抢红包”外挂程序,从中赚一笔。

  “现在通过微信‘抢红包’赌博的人不少,将来利润肯定很可观。你们负责技术就行,不需要什么成本,对外由我们负责销售。”这番话让戴某很动心,便与郑某商量后搭建了专门的服务器用于软件管理维护。由杨某作为“总代理”,通过网络招募下级销售“代理”团队,并约定了利益分成。同时,他们给这款外挂程序起了个颇具震撼力的名称——“教父”。杨某等通过各网络社交平台,以广告推广的形式推荐“教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教父”外挂程序本身是免费安装的,但是由于戴某、郑某加了密,玩家必须向“代理”购买授权码才能正常使用。“教父”授权码最初以100元价格由“代理”对外销售,收益逐级分成。后来团队成员看销路不错,竟然坐地起价,将每个授权码的价格涨到了120元。短短9个多月时间里,累计销售金额竟达1000余万元。

  核查犯罪数额,审查报告长达8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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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公安机关在办理系列“抢红包”赌博案件中发现相关线索,先后对戴某、郑某、杨某等“教父”程序编写、销售团队成员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由于涉案人员较多,交易数据庞杂,加之主要通过线上交易方式,在证据把握和数额认定上较为困难。同年9月,该案移送姜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的账目往来必须要查清。根据涉案人员身份信息,检察官将他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银行卡的注册信息、登录日志、转账记录和流水账单等全部调取到位,但面对一大摞资料,还是让人感到无从下手。

  “涉案人员众多,每个人又都有多个账号和信用卡,他们的资金大都按日结清,往来信息很频繁,要查清楚确实不易。”提审过程中,“教父”销售团队成员刘某的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他供述称,为了理清成员各自应得的“收益”,团队组建后不久即约定销售所得由他统一收发。

  那么,是否可以将刘某的账户往来情况作为核查犯罪金额的突破口?随即,检察官行动起来,调取其所有账单流水,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将其他人的资金往来情况与之对应起来,制成表格,再一项一项核算。很快,每个人的获利情况逐渐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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