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发展老人会员的口腔医疗骗局吸纳资金超两亿( 五 ) 骗局崩塌

　　对业务员的信任，让白天运、杨天琴等在内的老人不知不觉上当。甚至有的业务员直接给老人打电话，询问孩子是否在家，专挑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来。

　　杨玉琴还记得自己签订合同的时候的疑问，按照宣讲活动，她应该获得的利息是现金，但合同上写的却是“口腔健康代金券”，二者天壤之别。

　　杨玉琴回忆，当时刘肖龙向她解释为，合同内容是为了避免有集资嫌疑。她问，那这是集资吗？刘肖龙揽过她的肩膀，亲切回应，“你莫得问那么多，我还能骗你不成？”

　　“看别人投才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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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们的投资往往瞒着孩子，和业务员越走越近的另一面，是老人们尚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亲子关系。

　　多位受害老人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他们不敢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手里有钱，怕被孩子们拿走、自己没了养老钱。

　　说起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关系，刘伯清感慨万分。他是1978年参加工作，至今清楚记得第一个月工资32.5元，11元给爸爸买了烟酒，12元给妈妈买了电熨斗。那是养儿防老的年代，城市青年们能分配房子，农村有宅基地分。不像现在，“孩子们都是啃老族，往往向老人伸手要钱买房子、车子。”

　　“年轻时伺候上一辈，老了伺候下一辈。”刘伯清略显无奈。

　　业务员们给老人们带来另一种温情，而他们定期邀请老人们去参加宣讲活动，对于多数终日围着孙子辈转的老年人，更是一种久违的热闹。

　　每份热闹背后都有一个空巢家庭的故事，它们有不同也有相似。杨玉琴的老伴有抑郁症，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儿媳妇带着自己养了10年的孙女改嫁，她希望借这个投资，为自己的晚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白天运的两个女儿各自成家后，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毕竟不是儿子”，他期望自己解决牙齿问题，解决晚年忧患。刘伯清的儿子每周末回来一次，说是看望父母，其实不过是回来玩手机，饭来张口，远不如业务员懂事。

　　这些老人大多是城市退休人员，手中略有几十万元积蓄，缺乏理财渠道，又不甘心放在银行。“各种证照齐全就是正规的，活动搞这么大不可能骗人，别人都赚钱了我得赶紧。”他们对“投资”项目有一套朴素而略显荒诞的判断标准。在他们的概念里，多数人意味着权威，从众意味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