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热映，票房持续走高，暖了人心赢了口碑( 五 ) 在这个种族话

电影中，谢利在伪装之下，在不安全和失败的创伤之下，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一书中，克莱布写到，必须要建立一个由真正的朋友组成的群体，他们倾听彼此的个人的经历和遭遇，而不仅仅是试图解决问题，他们鼓励和培养彼此的长处，他们接受真实的人，而不是试图塑造的形象。一个真正的群体的核心使命是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让墙可以被推倒，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展示我们的破碎。 “在那里，上帝可以医治断开连接的人们，让他们重新连接彼此，并最终与上帝连接。 ”

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公开地表达爱，表露恐惧，尽管他们对那种亲密程度感到如此不习惯，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很显然，克莱布所说的最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接纳与爱并且有上帝同在的地方。而如果一间教会没有这些特征，就很难被归为最安全的地方，甚至可能成为假冒为善的地方。电影中有一段精彩的独白，向我们展示了谢利的内心世界。当托尼误解他时，他在雨中对托尼哭诉：“我住在城堡里，但我很孤独。有钱的白人付钱让我演奏钢琴，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文化。但当我一走下舞台，在他们眼中，我立马变成了一个黑人，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文化。我独自忍受轻视，因为我不被自己人接受，因为我和他们（黑人）也不一样。所以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托尼，我是谁？”

谢利在托尼面前的哭诉，是因为他受够了白人和黑人给他贴的标签。人们疯狂地想要给彼此贴上标签，我们倾向于通过别人的问题来识别他们。 “你知道他离婚了吗？”“我刚听说她在服用安眠药。 ”“有人告诉我他是同性恋。 ”“他就是那个非常爱生气的人。 ”这些常常是我们用来定义一个人的标签。身处标签中的谢利，无法获得他需要的认同，反而在与人的关系中形成了厚厚的自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