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七 ) 大运河文︱仇

分合之势， “必”恐难言

当我们缩小观察的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势则远没有那么明晰。公元589年，隋军临江，陈后主仍自信地宣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 ，于是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后人多将此视为亡国之君的昏聩，唐人杜牧讥之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 。但对已习惯了南北之分的当时人而言，这种自信未必那么可笑，现代史家当然可以冷静地分析，是时南北方实力对比已渐渐失衡，四川与后梁先后被纳入北朝版图，周武帝灭北齐后，旋即击败陈将吴明彻，复取淮南，陈已被压缩在江南一隅。但陈朝开国之初的局面，岂不是更为险恶，北齐军队甚至一度攻至建康城下。

而隋的勃兴，则更像是一个意外，此前铲除权臣宇文护，一举攻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周武帝确实看上去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英年早逝之后，继位的宣帝为政暴虐，举措乖张，无故诛杀屡建功勋的齐王宇文宪。身为外戚的杨坚不但毫无权力，更因宣帝的猜忌，有朝不保夕之忧，若非宣帝暴卒，不要说登上皇位，能保住性命便算不错了。孰料宣帝很快一命呜呼，形势逆转，杨坚以后父之尊，连结郑译，矫诏辅政，进而受禅称帝，夺得大位，此便是清人赵翼所云：“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杨坚称帝之前，并无事迹可称，执政之初，周之旧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共同举兵反抗，一时声势浩大，震动全国，赖宿将韦孝宽之力，方得平定，亦不无运气的成分。身为关陇贵戚子弟，又缺乏政治基础，仅因权变而侥幸获取帝位的杨坚所缔造的新朝，恐怕与西晋更有几分相似。在南北朝各政权勃兴忽亡的常态下，隋建国之初，时人恐怕未能逆料其能造就统一之宏业（杨坚夺位先后的举措，可参读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些或许都可以成为陈后主轻忽的理由。

最终建康“王气”黯然，隋平陈后，天下归于一统，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相对容易完成的。我们先来做一个反事实推理，假如淝水之战，如苻坚所愿，前秦取得胜利，灭亡东晋，混同宇内，就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王朝吗？对十六国史稍有了解的人，给出的答案大概都是否定的。事实上，隋平陈之后，贸然在南方推行北方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曾引起激烈的反抗（参读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因此，军事征服之后，如何将分治已久的南北重新联结起来，整合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反倒是更为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而唐先生的“南朝化”之论，也可以置于此脉络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