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13) 东非沿海地区

上加遗址在一至三期（760-920年）为仅有木质房屋的小聚落，到第四期开始出现石质房屋（920-1000年），第五期开始出现大型石质清真寺（1000-1050年），而在第六期（1050-1075年），上加遭遇了一次毁弃。从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加重建并逐渐兴盛，直至15世纪初突然废弃时，仍保持着兴盛的状态。 44两种外来陶瓷的输入趋势与上加的兴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由此，或可认为，销售市场地的兴衰对外来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或可对列表中与此前观点矛盾之处略作解析。首先晚唐五代时期，可能上加聚落尚不够繁荣，由此影响了对外贸易；其次，遗物的生产、输入时间和埋藏时间存在时间差，这种情况在中国瓷器这种珍贵的外来商品上应该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表2数据来看， 1050-1075年之间出土数量较多的是越窑产品，但结合国内的生产和上文所述的情况，不能排除这一时段文化堆积中的越窑瓷器输入时间偏早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从出土数据看，原来认为的晚唐五代输入高峰不显著、或推迟。

两表对比，可知东非聚落输入的外来陶瓷中，伊斯兰釉陶与中国陶瓷在数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曼达、基尔瓦、马林迪等多个遗址中。在同一遗址中，伊斯兰釉陶陶片的数量往往是中国瓷片数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但从出土规律来看，中国陶瓷和伊斯兰釉陶的集中分布区域不同，在东非遗址中的作用也应不同。中国陶瓷的出土分布更集中于聚落中的高等级建筑分布区域，表明其与聚落中的高等级人群或重要场所有更紧密的联系。

3、两种外销陶瓷的关联与趋势

东非输入的来自中国和中东的外销陶瓷有特定的种类。两种外销陶瓷形态上看似差别明显，实质上却存在着一些联系。从陶瓷器形与装饰来看，东非输入的伊斯兰釉陶似乎大量借鉴了中国陶瓷的元素。基尔瓦出土的白色锡釉陶浅底碗的造型被认为是仿自中国白瓷45 ，而产自内沙布尔剔划釉陶碗（图11）46与黑石号上出土的白釉绿彩碗（图12）47均有相似的造型.此外剔划釉陶使用的阴刻技法则被认为是仿自晚唐铅釉陶48或越窑49 ，而其表面的釉色则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三彩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0 。谢明良先生近年研究认为，伊斯兰釉陶对剔花技术的采用可能也受到了中国陶瓷的影响。 51不仅如此，伊斯兰釉陶对化妆土的采用，也被认为是在胎质不佳情况下，模仿中国瓷器而采用的办法52 。 13-14世纪，在蒙元扩张和印度洋贸易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伊朗等地多种陶瓷生产受到了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来自龙泉窑。 53埃及地区则在15世纪极力仿制龙泉窑产品。从器形和釉色来看，东非14世纪末开始流行的蓝绿单色釉陶，可能对龙泉窑瓷器也有借鉴。种种情况表明，在器形、釉色、装饰技术乃至审美理念上，东非输入的多种伊斯兰釉陶都对中国陶瓷进行了仿效。不过，有两个现象耐人寻味。首先，尽管在东非沿海输入的伊斯兰釉陶在多个维度模仿了中国陶瓷制品，但是其模仿的一些陶瓷原型，却极少出现在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例如唐三彩。其次，中国陶瓷在生产过程中也受到了伊斯兰因素的影响，譬如13-14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对龙泉青瓷的影响54、苏麻离青传入中国对青花瓷生产的影响。但这些来自伊斯兰的因素并未直接影响伊斯兰釉陶的生产，而是先促成了中国陶瓷的创新，再由中国陶瓷启发伊斯兰釉陶器形、装饰的新思路。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