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不会撤档，娄烨的限制与自由( 六 ) 娄烨在生命的

1993年5月的一人傍晚，我带着《周末情人》的文学本，住进了北京的一处招待所的房间里，屋里很暗，有股霉味儿，让我想起《巴顿·芬克》。我手上的文学本已经修改多次，徐勤（《周末情人》编剧）也为此花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当她完稿的时候，她的女儿已经会走路了，这使我想起李杰给他乐队起的名字“十月婴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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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情人》

记得好像有人说过，中国电影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他需要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我们在各方面可能和“第五代”有很大区别，但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就是要把中国的电影拍好，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延续， “第四代”“第五代”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也不过是一个新的“过渡时期” 。

在我一旦进入《周末情人》的时候，任何别人对这个故事或是对影片的理解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理解和感受。这种理解和感受将会渗透到影片的任何一个镜头、任何一个切点，这就像一个人在说话一样，他的语言，语调，手势，停顿，面部表情，身体，这一切你能说它只是一种说话的“形式”？好像不能，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是说话的一部分，它们同时也在表达。

我一直认为在电影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什么都可以违反，什么都可以打破，我只选择能准确表达我自己精神状态的任何东西，从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什么电影的本性或者什么电影的法则。而另一方面“重建的法则”是存在的，如果一位“前卫的导演”号称自己没有什么法则的话，实际上就等于他在说自己没什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