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武周“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的发现与考释( 四 )
关于唐代鱼符、龟符的研究 ， 学术界早有关注 ， 但总体上对其研究并不深入 。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瞿中溶著有《集古虎符鱼符考》[1]一书 ， 开此类研究先河 。 自晚清民国 ， 一些重要的金石收藏家如陈介祺[2]、罗振玉[3]等致力于收藏、著录历代符牌 ， 其中就有相当多数量的鱼符和龟符 。 其中罗振玉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历代符牌图录》为此类收藏的集大成者 ， 著录有唐代鱼符17枚、龟符4枚 ， 《历代符牌图录后编》又分别增补了2枚鱼符和2枚龟符 。 王国维、马衡等学者也曾涉足符牌研究 。
新中国成立之后 ， 对唐代鱼符、龟符的研究主要从考古发现和制度史两个角度展开 。 前者主要有《新疆焉耆汉—唐古城出土唐龟符》[4]、《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5]等文章 ， 此外散见于部分博物馆图录与报刊 ， 如《中国文物报》披露过“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鱼符[6] 。 从唐代符契制度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较多 ， 有尚民杰《唐朝的鱼符和鱼袋》[7]、张春秀《关于“鱼符”与“鱼袋”的几个问题》[8]等 ， 另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9]从一个重要个案出发 ， 对碎叶城出土龟符的制度、意义进行了考证 。 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之上 ， 对新发现的“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进行披露 ， 并就其相关问题做出考释 ， 恳请各位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
二、此鱼符的年代
此“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为青铜质 ， 其形制同唐代其它鱼符一致 。 然考其具体年代 ， 当将其置入隋唐时期符契发展脉络中 ， 并结合隋唐时期“左、右豹韬卫”设置的时间加以综合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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