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却老得走不动了( 六 )

  村里的大部分地,都改种白杨树了。杨木质地疏松,不算是好的经济树种,甚至无法直接成材,村里的白杨树,长成后都是卖给附近的板材厂,板材厂切削、粉碎之后,直接压成复合板。但从经济效益上看,还不如种粮食。

  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几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卖了,中间很少需要照顾,人们可以腾出时间去打工”,会计彭淑禄说。

  对干不动农活的老人来说,白杨树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不能以此为生,“真的老了,还是要靠孩子,地里的产出,补贴点儿还成,靠不住”,彭淑禄说。

  彭淑禄也已经70多岁,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村里当会计,村里的经济情况,没人比他更了解。“我们这个村,要发展起来太难,没产业、没项目、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特产。村里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

  走在村里,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骑着电动三轮的,几乎都是老人,村里唯一的小磨坊,几个年迈的老人,正在这里粉碎饲料,材料是花生壳,在粉碎机上粉碎之后,可以喂猪、喂鸡、喂狗。除此之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发出声音的地方。

  好好学习 就是“状元们”最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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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学出去,意味着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但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出去的人偶尔回来,也帮不上村里什么忙,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村里一些建议,但最好的建议,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彭淑德说。

  走出去的学生们,对于日渐凋敝的故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已经博士毕业两年,在一所大学里教书的彭淑庆说,“我们村里出来的学生,很多都在学术方面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能力帮助村里”。

  1993年,彭淑庆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要到乡里上学,“那时候国家经济已经不错了,但村里还是非常穷,我和哥哥两个人上中学,每周生活费加起来也就2、3块钱,这点儿钱,不用说在食堂吃饭了,就连馒头都买不起。仅有的2、3块钱,用来买圆珠笔芯、本子都很紧张”,他说。

  兄弟两个人只能从家里带煎饼、咸菜充作口粮,“夏天不能带太多,爱坏,冬天冷,煎饼都冻硬了”。考大学时,彭淑庆选择了一所师范专业,只因为每个月有70块钱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加上勤工俭学,才能勉强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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