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 五 ) ：中国古代写

中国古代写本学对古代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以下仅以敦煌写本为例略作说明。

古代文学写本与传世印本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写本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俗体字和异体字。由于这些俗体字和异体字流行于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已久不见于传世的印刷文本，所以学界最初面对这些俗异字体，可以说茫然不知所措，以致早期的敦煌文学写本释文，如《敦煌变文集》等，在文字辨认方面出现了很多错误。一百多年来，敦煌写本学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就是对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早年给前辈学者造成困扰的绝大部分俗体字和异体字，现在多数都得到了正确的释读。如敦煌写本斯4398《降魔变文》中有“舍利弗者，是我和尚甥” 。这个“”字，在《伍子胥变

文》中也曾出现。早年罗振玉认为“”是“甥”之别体字，现在我们可以依据《龙龛手鉴新编》等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工具书，轻松地将其确定为“外”之俗体字，系涉下文“甥”而成之类化俗字。又如斯328《伍子胥变文》中之“乘肥却返，行至小江” 。 “肥”原作“” ，《敦煌变文集》将“”校改作“肥” ，现在我们依据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干禄字书》等工具书，可知“”即“肥”之俗字，不是错字，可以直接将“”释作“肥” 。类似例证甚多，不胜枚举。总之，敦煌俗字研究的进展，极大地推进了敦煌文学写本的整理工作，使敦煌文学写本的释文更加接近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