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时为何感慨“我们不如猪”( 三 ) 在夏威夷大学

最尖刻甚至有点粗鄙的话却是最后的“猪骂”：

“国民政府门前，不知道是谁养的猪。每逢我一来，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骂我!他骂得对，骂得应该， ——请想一想吧：猪所报答他主人的：猪毛，猪肉，猪皮，猪骨头，猪蹄，猪牙，猪血，哪一样儿不值钱?而他主人所给他的，不过一日两糠而已;我们呢?我们不如猪。我们的主人把脂，膏，血，汗，都给了我们;我们未尝把一分毫的利益与幸福给他们。猪还不能骂我们吗?我们对得起那八百块钱吗?”

他的这番“猪论”惹得众位委员无法再为自己加薪积极鼓吹了，此一议案于是搁浅。

天知道，国民政府的门前是否有这样一头猪，也许压根就是冯玉祥丰富想象力的结果，但冯氏的农民式的精明机智与政治理想可见一斑。

“特别花车”不是“革命特权”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

而最为他所难过的是当时交通拥挤不堪，普通民众连站票也难得一求，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