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辩：赵匡胤提出迁都并非心血来潮( 三 ) 大宋开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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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 ，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