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晴大臣李鸿章“卖国”看大清国民爱国意识( 三 ) 中国自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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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 ，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 。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 “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 ，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