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美图”的中国人，走在自拍时代的前列( 二 ) 如今

脸的呈现

媒体时代的中国面容

假若对中国人的摄影形象史做一番简单“考古” ，我们不难发现“拍摄中国人”既是一个横亘中西的跨文化命题，也是关乎艺术与政治、审美与范式的美学命题，更是涉及技术与媒介、主体与再现的哲学命题。无论如何，晚清民国时代的摄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不论是近代镜头下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和满清遗民，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战士和人民群像，或是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人物，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总是显得稀罕、新奇而珍贵。

中国人的摄影形象真正迎来“春天” ，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撩拨着人们去欲求、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置身网络媒体的新世纪，数字技术又一次颠覆了人像摄影的规则。从中国初代网红的诞生，到社交网络中诸种风格的制造，手机自拍风潮让中国人进入个人影像过剩的年代，而这一次摄影本体论上的跃迁，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命题。

纸媒时代

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提示我们， “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脸的历史最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

印刷媒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