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幼童遭性侵如何构筑“防火墙”( 二 ) 近日

　　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王蕾告诉采访人员，去年，上海市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热线接到一位母亲的来电，称其女儿出现了行为异常，想寻求专业志愿者和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帮助。

　　此前，这名与离异父亲同住的女孩向母亲反映，自己被学校教师骚扰和猥亵。母亲随即为女孩办理了转学，但事隔几个月，女孩再次受到侵害，这一次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下体损伤。据女孩反映，是家中亲属对她进行了性侵害。女孩母亲向公安机关报案，虽然派出所已立案调查，但由于举证困难，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王蕾认为，在前述女孩遭遇性侵的事件中，有两个节点颇为重要：一是未成年人在第一次遭到性侵时，家长未能及时给予专业的心理干预和指导；二是未成年人在第二次遭到性侵时，没能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进行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上海市徐汇区心理咨询协会会长陶焱曾参加过汶川大地震、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火灾等事件中的事后咨询辅导。她发现，几乎所有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心理辅导，都存在“介入困难”的情况。

　　“很多家长、受害学生，此前都没有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家庭教育、发展心理学的学习，他们在没有任何系统学习的基础上，遇到突发情况，很容易产生拒绝心理辅导的情况。”陶焱说。

　　现在有若干所上海的小学与陶焱所在的机构建立长期联系，每周五晚上，她会到学校给那些愿意参与试点的家庭开设“亲子小课”，让父母和孩子一起议一议自我保护、社交朋友圈、情绪控制等话题，帮他们建立基本的心理保护屏障。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项目运营主任郭明告诉采访人员，该中心从2016年开始正式提供5~7岁儿童性启蒙教育和6~10岁儿童自我防护课程，在课程推广中，社工们也遇到了一些难点。“课程刚开始探索的时候，家长会在一旁观摩，他们的反馈不一，尤其爸爸的接受度低于妈妈和老人。有位爸爸还反映：我觉得现在给孩子性启蒙太早了，应该到初中再开始。”

　　郭明说，社会上发生的儿童性侵案作案方式匪夷所思，包括近日发生的“新城案”，这给他们设计课件带来难度。“近期我们到云南教课，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是独立生活的，怎么去要求家长负责呢？”对此，他们正在不断完善课程，也希望各部门能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