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尚长荣:艺无坦途,唯有攀登( 二 )

  “那个年代 , 大家都经历着社会巨变、行业变动 , ‘唱戏的’成为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国家的主人 。 这不仅是称谓的变化 , 更是政治地位、心理认同的改变 , 这是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与亲切感 。 ”尚长荣回忆 , 父亲和哥哥们参加了由解放区文艺干部授课的戏曲讲习班 , 连着两期 , 整整四个月 。 每次学习完回家 ,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同行分享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 。 而年少的尚长荣在西单长安剧院观看了秦腔《血泪仇》和《穷人恨》 , 头一回接触来自解放区的文艺作品 ,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 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 这种印象 , 逐渐成为一种烙印 , 深深地影响了他 , 让他懂得戏曲扎根人民、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 。

  生活天翻地覆地变化着 , 梨园也向他敞开了怀抱 。 尚长荣10岁拜师净角名家陈富瑞正式学艺 , 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艺术养分 , 更用最大的热情拥抱生活、拥抱人民 。 1959年 , 尚长荣来到陕西省京剧院 。 在生命中最繁盛的年华 , 他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 , 到田间地头为乡亲们演出 , 下工地、学烧炭 , 体验生活 , 作品《延安军民》《平江晨曦》等皆得益于这些经历 。 1965年 , 剧团排演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现代京剧《秦岭长虹》 , 他到嘉陵江畔的铁路建设工地下生活 , 与工人们一起睡“泥窝子” , 一起参加加固路基的劳动 。 改戏时 , 包括他在内的18位主创来到成昆铁路工地 , 尚长荣依旧住工棚、钻隧洞 , 甚至爬上高高的桥墩与工人们一起干最危险的重活 。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 , 他的汗水洒在了那一块块热土上 。

  “我过去的生活是走‘三门’——家门、剧团门和剧场门 。 深入工农兵以后 , 我被基层民众的艰苦和朴实打动了 , 演员就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 这样演出来的戏 , 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 ”尚长荣认识到 , 戏曲工作者要感知和紧贴人民的心 , 才能创作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作品 。

  心中“不安分”因子在东海之滨得以“孵化”

  父亲尚小云过世后第三年 , 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 春风吹拂神州大地 , 也掀动了西北的戏曲舞台 。 当时的尚长荣已是享有盛名的花脸大家、当仁不让的“台柱子” , 在当地拥有五室一厅的大屋和专车 。 日子过得红火 , 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不安分”的念头 。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 大多有苏联文学情结 。 尚长荣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 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 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 繁琐的剧团管理工作牵扯了尚长荣大量精力 , 甚至让他无暇顾及舞台创作 。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 没有戏演、创作停滞 , 就是“碌碌无为” 。 同时 , 他也在为京剧现状揪着心 , 电影、电视、话剧 , 甚至兄弟剧种都在进步 , 唯独京剧仍然以“固守传统”自居而踟蹰不前 。 1987年 , 一年只演了6场戏的尚长荣 , 终于耐不住耗费艺术生命的“安稳” 。 他怀揣《曹操与杨修》的剧本 , 听着贝多芬悲怆的《命运》 , 登上绿皮火车一路南下 , 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 。 “那时真的是前途未卜 , 但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想做点事情 , 要跳出这汪平静的渊水 。 恍惚间 , 我甚至在想 , 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命运抗争’ , 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命运抗争’?”那一年 , 尚长荣47岁 。

  尚长荣在上海无亲无友 , 他却觉得与这座城市缘分深厚 。 1951年 , 尚长荣第一次随父亲在上海登台 , 著名的天蟾舞台座无虚席 , 喝彩声如同惊雷乍起 , 把他吓了一跳 。 直到今天 , 每每走到福州路 , 尚长荣仍会感慨万千、驻足良久 。 1983年 , 尚长荣带团来上海演出 , 最爆棚的不是经典剧目《将相和》 , 而是新编戏《射虎口》 。 “这座城市最富创新、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 , 这种精神激励着我、吸引着我 。 ”或许是与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不谋而合 , 尚长荣的“不安分”因子在东海之滨得到了“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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