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背后的“病症”分析( 二 ) 北京民航|北京|北

■ （二）谁该为频发的暴力事件负责？ —— 医疗纠纷是贫富差距、圈层隔阂，以及整个社会戾气的一个投射！ ◎这么多杀医案，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病了！ ◎ 医疗纠纷的和谐化解需要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医患权利平衡才会有稳定性。 ◎医生职业都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 就救助患者这个共同目标而言，医生和患者原本是一致的。 ◎ 医者仁心，在医学伦理无伤害原则的统领下，大多数医生都是能够做到谨慎行医，为患者谋取最大利益。 ◎患方在面对医疗纠纷时存在主观偏见，担心医院和医生过度医疗，开高额医疗费用，而处于弱势的买单方而言，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产生惧怕，担心因病返贫。 ◎ 医方在面对医疗时存在利益驱使，医疗商品化是罪魁祸首，以药养医制度是催化剂。 ◎ 医学伦理“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心思想与“以利为本”的医院现状相冲突。 ◎在复杂的医疗行为出现不可预料的风险时，患者会与医生和医院反目，致使医生寒心。 ◎2017年“榆林产妇事件” ，最初的制度设计本从尊重患者的角度考虑，但实践中有时却可成为阻碍医生行使人文能动性的障碍。 ◎医生只有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才能最大化地保护好患者。 ◎医患双方其实都挺弱势的，别穷人之间互扔石头了。 ◎要痛斥的是这个畸形的医疗体制——医疗的商品化，被刺的医生也是医疗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的牺牲品。

（四）医患矛盾的弊端 ——每个人的一生就四个字“生老病死” ，哪个字不要与医生打交道？ ◎害怕被诉的心态导致医师采取“防御性行为” 。 ◎抛弃风险较高的专业，拒绝治疗危重患者。 ◎利用医学检查报告和知情同意书，作为法律保护手段规避风险。 ◎法律并非解决医疗纠纷唯一、有效的途径，实质上，法律是社会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有矛盾、有纠纷时才予以适用。 ◎ 医学上没有一颗万能药丸，法律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灵药。 ◎ 在法律之前，尚有伦理道德在守护，现在医疗纠纷的解决直接介入法律手段，忽略伦理、道德的存在，有时难免过于激化双方的情绪，最终往往适得其反。 ◎极端案例绝不代表整个中国医疗领域的现实，更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草木皆兵”的理由。

（五）医患纠纷报道中的媒体病 ——当医生职业的高危化导致职业吸引力降低、治疗趋于防卫性、保守性，最终受害的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新闻采访人员。 ▶ ◎ 一个常识需要给媒体人。在以往很多媒体惯有的叙事框架中，患者进了医院所有病都应该可以治好，医院里面都是神医，治不好，抢救无效，医生就是玩忽职守，谋财害命，医院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证你想要的效果。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科学。采访人员对医疗知识的无知、当事人的有意蒙蔽，以及私欲带入和不专业的采访作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新闻！新闻舆论审判、隐性采访过度、新闻来源失实、媒体诽谤、侵权等普遍存在。 ▶ ◎媒体对医患冲突事件报道，有明显倾向性，消息来源多为院方、官方，呈现出“患者失语”、“报道失衡”的常态化呈现。 “医强患弱”的叙事框架，不中立也不客观，导致受众对医患关系产生认知不平衡与刻板印象。在媒体构建的医患关系中，媒体很多时候放大了冲突，导致妖魔化医护行业，这一系列隐喻性偏见，带来的是——医患双方矛盾更加隔阂对立，敌意裂痕加剧。 ▶ ◎新闻媒体作为第三方介入力量，应该保证事件的真实和中立客观的态度，但许多报道却为了吸引眼球，没有做到基本的平衡。不少媒体报道医疗纠纷，存在失度、失真、失公现象。媒体的介入使局部纠纷社会化，放大作用明显，如果一旦报道不客观，会导致医疗行业整体性形象受到污名化，妖魔化影响。另外，媒体的片面报道，把个案点上的事情报道成为面上的事情，会使医患纠纷升级。 ▶ ◎媒体的商业市场化，把公众当作消费者，获得利益点击率、收视率，媒体将社会热点问题，如医疗纠纷中的事实无限放大，用来吸引公众视野，迎合普通百姓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夸大歪曲医患纠纷。对医方的负面报道，顺应了公众的心理，认为报道弱势群体代表社会正义，在医患纠纷事件中，将责任归咎于更为强势的医方，维护弱势的权益。 ▶◎每当病人因为抢救无效死亡时，无论是否存在医疗事故，病患家属的第一反应会是医院存在过错，医闹现象因此不断产生。正是长期以来的新闻报道，使普通百姓对医院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加剧了医患冲突。 ▶◎为夺取眼球，偏向于报道医生黑心患者的新闻，甚至夸大、虚构事实。罔顾被害人权益，在事实清楚，警方调查明确的情况下，媒体在没有做调查研究之前，就已经预设医院黑暗，医生黑心，没有医德，为增加文章冲突性，自我加戏，设法为凶手的行为找正当理由。杀人就是杀人，不因其动机，而发生舆论轻刑化洗白。无论凶手有什么所谓的动机和看上去合理的理由，都必须谴责和制裁，杀人就是杀人，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不应该赞扬和同情私刑报复这种行为，否则要法律做什么？ ▶ ◎杀医、伤医暴行频频发生，与媒体对民众的误导有关。明明是杀医伤医暴行，明明是刑事案件，可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却很诡异：媒体大都采用一个中性的概念——“医患冲突”——来予以描述、解读，凶手对医生的故意杀人暴行变成了医患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小冲突，小纠纷。 ▶◎杀人肇事，医生毫无还击和无辜被害，成了“冲突” ，冲突的叙事框架就是医生也参与了厮杀、殴斗，实际上很多暴力伤医事件，医生连手都没有还，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即使这样，媒体描述之时让人是一场小“冲突”的叙事框架。 ▶◎ 每次杀医事件，杀人者被塑造成为抗争医疗体制的勇士、义士，杀医生就是义举，就是在反抗不公的医疗体制。似乎成了民间英雄，形成了杀医有理的社会风气。 ▶◎将暴徒的个人行为强行歪曲为对医疗体制的声讨，杀人者成为时代的勇士，成了弱势英雄为民请命？实际上，美化故意杀人行径，讲刑事案件纠纷化处理报道，轻描淡写，轻罪化，稀释舆论，导向错位偏离。在冰冷的刀尖和一个文弱女医生之间，谁才是弱者？媒体极力渲染患方的弱，弱势群体易获得公众同情，增加报道的戏剧性和悲情色彩，吸引公众的眼球，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患者并非都是弱势，也不一定都是讲理的，社会形形色色，忽略差异性，脸谱化认为患者都是弱势群体，臆测一定是受到了医院和医生的伤害，先入为主，不做认真的调查了解，拉了偏架。 ▶◎将杀医者归因为病态的医疗体制”逼迫所致，看似有道理，但是个人如何和体制打官司，对峙，索赔，体制不会喘气说话，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能上去痛打一顿。 ▶ ◎小民无法撼动体制，医疗体制并不能因为个案推倒重来，医疗商品化医生也诟病颇多，但是医生也是底层无法左右官员的施政走向，沉疴诟病多年，又何尝改变了一丝一毫吗。 ▶ ◎在媒体的如此渲染下，一个偏执、凶残的杀人犯，成了一个反抗积弊、慷慨就义的烈士了，而杀医也成了一件“荣耀”的事情！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了？！ ▶ ◎把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宣泄到医生个体之上，无法和官方积弊抗衡，也不容置喙错位的医疗管理，缝肛门、八毛门、贵州护士扇患儿事件，具体问题不做分析，报道之前预设患者有理，引爆各种反医舆论，赢得为民请命的美名，罔顾事实，迎合民粹极端的情绪化宣泄，为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一个理性的社会，既不纵容恶徒，亦不屈从迎合民粹。 ▶ ◎医改是迷局还是坦途？生活是博命还是博钱，生态是掠夺还是反哺？刻板印象妖魔化医生群体，医务人员医德沦丧、良心泯灭的个案放大到整个行业，以偏概全，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弥漫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怀疑主义和悲观论令医者寒心，一些媒体不够客观准确的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闻业该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