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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2020 ， 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煮咖啡的劳伦斯 许多年后 ， 也许人们会意识到 ， 2019年其实很不寻常 。 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 ， 不是关于得失 ， 而是关于是非；很多可以意会 ， 很少可以言传 。 许多人的面目不由自主地暴露 ， 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放弃容忍与伪装 。 群体在崩裂 ， 因利益或经历而绑定的个体之间开始刮目相视 。 温情脉脉的水面之下 ， 暗流涌动；水面之上 ， 瘴气腾腾 。 回想这一年里 ， 我自己退出了所有的班级群、系友群、校友群以及若干诸如此类的圈子 。 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 ， 在隐隐约约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进行曲中 ， 我删掉了通讯录里将近一半的 “朋友” ，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热泪盈眶 。 这一年里 ， 我好像渐渐失去了口头表达的能力 。 公众号被封以后 ， 一直难以再度寻回写作的冲动 。 但我不会沉默 ， 并非要去影响什么人 ， 只是不想掩饰 。 讲人话、讲真话 ， 至少能让自己看得起自己 ， 大不了在未来的岁月里 ， 把所有过去认识的人再得罪干净 。 这实在不足为惧 ， 萨特说 ， 人 ， 本来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 天地之间 ， 我们终将渐行渐远 ， 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 1 眼前的问题与背后的主义 小冬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 。 当年 ， 他从北大毕业 ， 我从人大毕业 ， 我们同时加入了一个政策研究所 。 两年之后 ， 他去丹麦 ， 我去英国 ， 有一段时间他来伦敦读书 ， 我们曾经住在同一个公寓 。 九十年代后期 ， 我们差不多同一年回国 ， 后来又都定居在上海 。 人生中 ， 有这么多共同经历的好朋友 ， 实在不多 。 我们的研究所只存在了五年 ， 到今年 ， 已经解散三十年 。 但我们每年的聚会都是大家一年当中最为期待的日子 。 就我自己来说 ， 所有的同学群、同事群都可以退掉 ， 但研究所这个群体 ， 是我人生中唯一值得怀念的“集体” 。 对小冬来说 ， 应该也是如此 。 过去的一年中 ， 我和小冬之间 ， 以及在群里和其他的老朋友 ， 都有很多交流 。 在戏谑和插科打诨之间 ， 我们的聊天坦诚而激烈 。 争论的无非是川普、华为、香港这些更年期人群热点话题 ， 而在每件事上 ， 我和小冬都有很大的分歧 。 直到有一天 ， 我终于意识到 ， 所有的问题背后 ， 其实都是主义 。 我们之间的分歧 ， 有可能来自于渐行渐远的立场 ， 这个发现 ， 细思恐极 。 罗素说 ， 我不会为任何信仰而献身 ， 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 。 如今 ， 我们不至于再为主义去杀人 ， 但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主义而翻脸 。 小冬和我 ， 都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 。 回国以后 ， 也都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 。 我们都知道 ， 在西方 ， 朋友、同事之间是不怎么争论政治上的事情的 ， 政见不同 ， 很多时候并不影响私人友谊及对彼此的尊重 。 而这种温文尔雅和相互容忍 ， 来自对同一种精神内核与价值的认可 ， 它并不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争论中 。 在这块土地上 ， 分割人们的 ， 不是医保、不是税率、不是移民政策、不是脱不脱欧 。 我们看到的撕裂 ， 源自人们是否认可一些基本的公理 ， 这些公理的两面 ， 曾经腥风血雨；我们目睹的隔阂 ， 来自于人们将什么看作邪恶 ， 这条界线的两岸 ， 永远剑拔弩张 。 这个话题 ， 你我都明白 ， 我没法延伸 ， 没法详细 。 研究所短暂的共同经历 ， 对我们大家都意味着很多 。 这么多年之后 ， 当本来应该淡然 ， 好友之间却面临比当年各谋出路更为彻底的情感解散 ， 这令人总有些不甘 。 小冬和我 ， 都在努力 ， 试图找到我们的共同点 ， 甚至期望或许也可以和而不同 ， 可以温文尔雅 。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 多少年来 ， 中国人的聚散都是不由自主的 ， 我们在命运的大江大河里 ， 如细沙般被夹裹着抛向不同的方向 。 今天 ， 我们可以在无温饱之虞、无性命之忧的境况下做出选择 ， 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何人 。 我们是幸运的 ， 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属下的一个县级市 ， 每年总有几次我要回到那里去看望母亲 。 这里和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的小城市一样 ， 没有任何特色 。 马路很宽 ， 交通依然是越来越拥堵 。 马路中间是看不到尽头的栅栏 ， 而两边则是各种丑陋的贴着各种颜色巨大汉字招牌的店铺 。 夏天 ， 每当夜幕降临 ， 满街都是烧烤和汽锅鸡 。 人们聚在一起 ， 喝酒吃肉 ， 高谈阔论 。 县级城市仍然是人情社会 ，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努力向外伸展 ， 建立自己的圈子 。 旧的传统在消失 ， 但新的惯例也在形成 。 从平房搬到住宅小区的街坊们依然会串门聚餐 ， 嘲笑大城市邻里之间的冷漠和疏远 。 通讯发达了 ， 人们要应对更多的婚丧嫁娶 ， 随份子花费每年都在提高 。 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 它是交易平台 ， 是互助机制 ， 它维系着人缘连绵不断 ， 它甚至也是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秀场 。 我没有和人交谈 ， 但看得出 ， 人们对他们眼前的生活更为知足 ， 他们没有抱怨 ， 每个人都应该有比我睡得更香更甜 。 我喜欢这里的凌乱和这里浓郁的烟火气 ， 对我家乡人们的幸福没有丝毫的嫉妒或恶意 ， 我祝愿他们富足安康 – 他们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 ， 他们完全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 。 我在这里看到的 ， 是真真切切的主流 ， 是大多数 。 未来是属于主流的 ， 在这主流的幸福面前 ， 我常怀疑我愤怒的正义性 ， 甚至感觉我内心的反抗既边缘又矫情 。 这个主流会愤怒 ， 而他们的愤怒的对象 ， 可能恰恰就是我所看重的那些东西 。 如果他们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 ， 我就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同仇敌忾的敌人 。 面对这个曾受尽苦难而如今志得意满的绝大多数 ， 相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千家万户的满足 ， 我的那些所谓价值、信仰和选择 ， 我所有的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 ， 其实都只属于我自己 ， 只对我个人有意义 ， 它没有任何高贵性 。 我没有为他们的幸福做些许的贡献 ， 我自以为的所有真诚只会增加人们的不快甚至反感 。 所以 ， 我是不是应该沉默？是不是应该低头？是不是应该牺牲？是不是应该屈身于无形的枷锁？ 可是 ， 我早已做出了选择 ， 我早已走上了不归之途 。 这种选择可能意味着痛苦 ， 但有痛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类亘古以来 ， 都在问这些问题 。 即便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 ， 每一个英雄出场 ， 也都要宣告自己来自哪里 ， 是谁的儿子 。 对于作为现世乐观主义者的中国人来说 ， 寻根问祖则具有功利和感恩的双重涵义 。 每年春节回老家 ， 我都要和家乡的人们一起去上坟祭祖 。 几十年里 ， 也曾无数次被人问到是哪里人 。 身处小城的万千灯火和人声鼎沸之中 ， 在距离先祖最近的地方 ， 在依照传统我作为一片落叶要最终回归的故土 ， 我如今深切地感到 ， 我只是一个人 ， 一个陌生人 ，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 但更愿意相信 ， 和这里所有的人 ， 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 ， 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遥远的地方 。 人类从同一个地方启程之后 ， 千万年里 ， 一直在上路、在逃离、在告别、在抛弃、在成为新的人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 我们流浪 ， 流浪远方 。 我们将终结于同一个地方 ， 但在终结之前 ， 故人也罢 ， 故乡也罢 ， 故国也罢 ， 都早已被证明：不是羁绊 。 血与土 ， Blood and Soil 。 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 ， 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 。 血浓于水 ， 血也浊于水 。 面对狂欢与感动 ， 我悲喜交加 。 举目望去 ， 许多就此别过 ， 无数各奔东西 。 3 大路上 ， 那些昔日的弟兄 四十年前的秋天 ， 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 ， 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 。 入学不久 ， 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 ， 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 。 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 ， 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 ， 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 ， 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 ， 吞下大好山河 。 他们不是剑客 。 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 ， 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 对年青的他们来说 ， 时代骄子们的梦想 ， 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 。 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 ， 振臂一呼 ， 应者云集 ， 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 ， 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 。 1985年 ， 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 ， 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 ， 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 ， 从此再没有醒来 。 2007年 ， 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 ， 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 拓宇离开后 ， 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 ， 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 ， 不声不响 ， 一个在前 ， 一个在后 ， 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 2019年 ， 朱正琳也因病离世 ， 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 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 ， 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 。 我不知道 ， 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 。 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 ， 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 ， 历来最为宽广 ， 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 。 而有一天 ， 你会发现 ， 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 ， 无非都是战场 ， 都是屠宰场 ， 不管你何等小心 ， 只要行在其中 ， 便忘却归途 ， 不知何时 ， 人仰马翻 。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 ， 但走来走去 ， 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 ， 在牢笼里绕圈子 。 我惧怕这样的路 。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 ， 曾热情地写道：朋友 ， 你若想走入世界 ， 就必须改造世界 。 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 ， 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 ， 走着我自己 。 天才如一禾 ， 在这七年里 ， 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 我知道 ， 在今天人们的眼里 ， 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 ， 不仅是上一代的人 ， 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 。 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 ， 不是怀念 ， 不是惋惜 ， 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 ， 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 ， 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 ， 各奔东西 。 4 地上本来是没有路的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 ， 无所谓无的 。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 走的人多了 ， 也便成了路 。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 ， 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 没有看到希望 。 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 ， 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 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 ， 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 。 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 ， 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 使他不惮于前驱” 。 甚至他不惜妥协 ， 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 为了要呐喊 ， 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 ， 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 ， 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 。 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 既然如此 ， 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 ， 灯火中也过于绚烂 。 我们何不走进黑夜 ， 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 ， 任春风陶醉 ， 任寒风凄厉 ， 只要天上星辰不变 ， 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 ， 遍体鳞伤 ， 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 ， 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 ， 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 ， 没有期待 。 霞光万道之中 ， 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 ， 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 。 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 ， 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 ， 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 ， 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 ， 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 ， 揽风而行 。 正如加缪所言 ， 不需要有人在前面 ， 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 ， 我们不要被追随 。 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 ， 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 ， 也可以遥望 。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 ， 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 。 你只需要鼓起勇气 ， 星夜兼程 ， 无惧各奔东西 。 2019.12.21 High HopesPink Floyd - The Division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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