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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伤医背后：谁是真正的“弱者”？

民航总医院24日发生的伤医事件引发的舆情 ， 仍在持续发酵 。 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目前已被批准逮捕 ，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也两次发声 ， 重申卫健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零容忍 。 而在今天下午 ， 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的报道《杀人者孙文斌是谁？》 ， 首次披露了事件背后的更多细节 ， 尤其是孙家的背景和血案背后的医疗运行机制 ， 颇为耐人寻味 。 该报道的几个关键细节是否属实 ， 还有待相关部门权威回应 。 可以确定的是 ， 如果完全属实 ， 也绝不是什么“反转” ， 并不影响对杀医行为的定性 。 但此事的蹊跷之处在于 ， 为何一起受到全社会关注的恶性伤医案件 ， 数天过去 ， 除了相关部门的“零容忍”表态 ， 目前还看不到权威部门对整个事件发展过程的还原？甚至网络还流传有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 ， 疑似涉事医院院方在事后要求医生“不要说三道四” ， “管住自己的嘴 ， 不要跟家人亲朋谈论此事” 。 不管是涉事医院 ， 还是医生 ， 此事发生后 ， 都承受了巨大压力 ， 这是可以肯定的 。 但是 ， 这种压力恰恰需要纾解 ， 而不是通过“管住自己的嘴”就能够消除 。 进一步言之 ， 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公开还原 ， 也并不是为了渲染医患对立 ， 或是为恶性伤医行为寻求正性 ， 而是只有真正弄清了极端事件背后的导火索到底是如何铺下并最终点燃的 ， 才能真正对类似事件予以有效预防 。 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乏谴责暴力的声音 ， 而恰恰是缺乏对暴力因素的直面 。 暴力伤医 ， 同样如此 。 此事发酵数日 ， 才有一篇由非机构媒体给出的相对完整的报道 ， 这种事后透明度严重不足的状况 ， 与日常中对医护工作者的脸谱化、悲情式形象塑造 ， 及对医疗效率的美化 ， 已然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 。 它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患者对于医生和医院抱有“不切实际期待”的原因之一 。 甚至可以说 ， 这种处置上的暧昧、模糊态度 ， 不仅有可能掩盖暴力事件背后的深层矛盾 ， 也在事实上加深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以致加剧撕裂 。 医生职业权威遭受挑战 ， 与现代医生职业形象的祛魅有直接关系 ， 包括教师群体也同样是如此 。 这实质是世俗化社会的必然 。 比如 ， 一些伤医案 ， 就是因为医生不同意按患者在网上所查询到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而起；这次的杀医者 ， 也据说曾自称“懂医” 。 如果说过去的医生群体是靠“医者仁心”的道德权威获得社会尊重 ， 那么现代社会 ， 取而代之的理当是专业权威 。 但很可惜 ， 这种权威因为多种原因并未能及时形成 。 有专业人士就发文呼吁 ， 对一些“特殊患者” ， 医生应该加强相关的解释工作 ， 以赢得患者的理解 ， 避免激化矛盾 。 但悖论在于 ， 在总体的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失衡的大背景下 ， 医生已大多沦为流水线上的“计件工” ， 要求他们能够扮演起“有时治愈 ， 常常帮助 ， 总是安慰”的理想角色 ， 几乎是一种奢望 。 经常有患者感慨 ， 好不容易挂上一个专家号 ， 排一上午队 ， 看病两三分钟……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下 ， 医生的专业权威如何建立 ， 医患之间又何以能够生发真正的互信互敬？ 当然 ， 这决不能归咎于医生 。 从现实来说 ， 与其说医生未能建立专业权威 ， 不如说是广义的医（机构）、患之间 ， 乃至医疗体制与患者之间 ， 尚未充分建立起应有的信任 。 比如 ， 在“以药养医” ， 及公立医院尴尬的定位中 ， 患者难免先入为主怀疑医生所采用的治疗方式 ， 是受“私利”驱动 ， 如过度检查 ， 过度医疗等等 。 这种状况 ， 反映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 即医生的职业虽然是“救死扶伤” ， 但是他们的专业角色的实现却受到诸多现实的掣肘 。 诚如前述报道所披露的细节 ， 医生可能既要被患者期待“治愈” ， 同时又不得不平衡好医保控费 ， 乃至医院各个科室之间的利益协调责任 。 有一篇题为《一位89岁老人的最后44天：严重中风后被迫辗转四家医院》的报道曾指出 ， 患者家属眼中的病人 ， 是亲人 ， 是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延续其生命的母亲 。 而医院和医生眼中的病人 ， 在医保控费、医院考核以及医院经济收益的多重约束之中 ， 已被贴上“自费病人”、“医保病人”、“重症病人”和“康复病人”等形形色色的标签 。 每一种标签 ， 既与相应的诊疗选择相关 ， 也涉及一整套的医疗服务的收益与风险计算…… 在这样一种巨大的落差和隔阂之下 ， 医患关系在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扭曲的伏笔 。 每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后 ， 媒体都会盘点医生遭遇暴力对待的情况 。 但是 ， 在谈论医患矛盾时 ， 我们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虽然暴力伤医案时有发生 ， 但中国式的患者和医生 ， 却都是以一种弱者形象示人的——一边是医生被呼吁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和尊重 ， 一边则是患者继续感叹看病难、看病贵 。 其实 ， 医生和患者从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医生和患者要么“双赢” ， 要么“双输” 。 一个让患者感受到问题的医疗体系 ， 医生群体同样不可能是赢家 。 从这个角度说 ， 只有真正从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出发 ， 或许才会有真正理想化的医改效果 。 上述两篇由同一家自媒体 ， 在相隔不到一个星期内刊发的报道中 ， 有个细节耐人寻味 。 前一篇报道中 ， 作者写道 ， “杨文医生 ， 成为这一风险中 ， 全部后果的承担者”；后一篇报道也指出 ， “一位89岁的病危老人 ， 就在2019年的这个冬天 ， 在自己的家乡像候鸟一般辗转迁徙 ， 成为中国医改的这一特殊阶段 ， 各方因素叠加之下的最终遭遇的唯一承担者” 。 看似两起不能相提并论的事 ， 其让患者和医生所承受的风险与后果 ， 很难说不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 从医患共赢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医改 ， 或许是最终减少悬在患者和医生头上共同的“重负”的唯一出路 。 它复杂 ， 但却没有其他捷径 。 最后再补充一句 ， 伤医是暴力犯罪 ， 依法处置责任人没有疑义；“垃圾人”难以根绝 ， 但合理化的制度化安排 ， 却能够最大限度维系常态化的健康医患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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