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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中国自古有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捍卫人文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 ， 无理寸步难行” ， 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 ，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 ， 它们也在风行天下 ， 甚至被奉为经典 ， 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 。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 。 比较典型的如《孟子》中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 ， 是无君也；墨氏兼爱 ， 是无父也 。 无君无父 ， 是禽兽也” 。 这是千年以来文士们必读的经典 ， 谁也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 ， 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起来 ， 这一段就是不讲理的文字 。 为什么“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呢？两者之间并非是“A”与“非A”的关系啊！为什么“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呢？这些都是应该论述而没有论述的问题 ， 便把结论推给了读者 ， 而且不许怀疑 ， 如果你一怀疑就难免也有了“禽兽”的嫌疑！如果这个题目让欧洲人来做 ， 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 ， 甚至是一本书 。 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 ， 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 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 ， 一环扣一环 ， 不缺少任何环节 ， 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 。 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 ， 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 。 而在国人看来 ， 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 ， 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 ， 有一万字就可以了） 。 国人习惯的是用各种修辞方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量 ， 压倒论敌和打动旁观的读者 ， 问题就解决了 。 这成为中国文人写论战文字的传统 ， 也就是说“不讲理”文章成为“理论文章”的主流 。 对中国文章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往往是后世作文的典范 ， 可是这些文章很少有正面论述道理的 。 《原性》论述“性三品” ， 只是举例说明 ， 根本没有“论”；《原毁》只是用对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气势 ， 以此来论背诽谤人不对 。 又如被称为“奥衍宏深 ， 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的《原道》是论述儒家认同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 。 文章中对“君”“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君者 ， 出令者也；臣者 ， 行君之令 ，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 ”这些在韩愈看来是社会的根本原则 ， 但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加论证 ， 但是要求坚决执行 。 如果“民”不这样去做 ， “则诛” 。 这里暴露了中国古代社会是缺少理性的 ， 人们所期待的的“说理”不过是恫吓 ， 是赤裸裸的暴力 。 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 中国缺少“讲理”的传统 。 这种不靠“讲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 欧风东渐 ， 新学西来 ， 而西方学术界上承希腊传统是比较重视逻辑与说理的 ， 特别是经过了启蒙时期 ， 什么理论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 。 这种讲逻辑、讲理的风气也随着新学到了中国 ， 五四新文化运动 ， 当新一代知识分子用新的学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时 ， 一些守旧者如丧考妣 ， 如毒火攻心 ， 但辩论起来 ， 又讲不出多少道理 ， 说不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这些新派人物 。 于是只好开骂 。 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荆生”出来 ， 仗着他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艺把那些新派人物一个个打翻在地 ， 再踏上一只脚 。 虽然这只是个幻想 ， 写入他的武侠小说中 ， 但是这也暴露了 ， 坚持传统的人们尚“力”不尚“理”的真面目 。 然而文人毕竟不是“耍胳膊根”为生的游民 ， 他们实施的暴力不会那么裸露 ， 那么直接 ， 其中会有些圈圈套套 ， 诱使人们钻入 。 如果在他们不愿讲理、不能讲理、不会讲理时 ， 还要打败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 他们往往会用“舌头根底压死人”的办法 ， 把对方打懵、打死 。 这就是我所说的语言暴力 。 语言暴力说简单一些就是用语言实施暴力 ， 有时还用语言把对方诱入死地 ， 刺激一些有实力者 ， 借他人的实力伤害对手、把对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断腰绝脰的状态之中、以宣泄积愤 。 前面说的林纾写作《荆生》就有这个可耻的目的 。 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揭发”“大辩论”“大批判”中许多“上纲上线”就是要把对方推上死路的 ， 许多被批判者也要拼命死守 ， 会导致死地的“罪名”决不能承认 。 ……这是语言暴力与社会暴力相配合起作用的结果 。 几十年来许多知识分子积极主动配合社会暴力 ， 把许多与自己同类的人置于死地 ， 自己高升 。 谈到暴力有三个层次 ， 最明显的是伤及身体的暴力 ， 其次是伤及情感、自尊的暴力 ， 还有摧辱灵性和心灵的暴力 。 语言暴力主要是针对后二者的 。 粗鄙的如阿Q与人骂架 ， 出口就是污言秽语 ， 那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 ， 不过有赖于国人铁打铜熬的神经 ， 很少会被人骂死（当然也有脸皮薄、而被骂死的王朗）；高雅一些的则常见于古代文士的文章 。 如广为人知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 这是被许多选家视为文章典范的 。 实际上它也是一篇不靠说理 ， 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 。 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他不能听取和考虑他人的意见 ， 这是“拒谏” 。 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却说：“辟邪说 ， 难壬人 ， 不为拒谏 。 ”你看王安石不是据理为自己辩解 ， 而是先把不同的意见称为“邪说” ， 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称为“壬人”（奸伪邪恶之人） 。 我想只要了解宋史的 ， 谁也不会把不赞成或反对新法的人们称之为“壬人” ， 把他们的意见称为“邪说” 。 像司马光、欧阳修、韩琦、苏轼无论从当时的标准看 ， 还是今天的历史评价 ， 他们都可以说是正人君子 ， 他们发表对于新法的意见 ， 也是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出发的 。 实际上王安石内心也不会这样想 ， 因为他也很了解这些人的为人 ， 司马光还是他的朋友 。 但是在行文中他非要这样写不可 ，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痛快淋漓 ， 力透纸背 。 其诀窍在于把对方先放在为正统舆论所不容的位置上 ， 看似“说理” ， 实际上是丑化 ， 不择手段地攻击 ， 其语言带有暴力性质 ， 目的是摧毁对方的自尊和人格 。 当然 ， 安石毕竟是文学家和学者 ， 在这样做之前还说了一些委婉得体的客套话 。 …… 这些毫无说理味道 ， 却也打着讲理辩论的旗帜 ， 干的都是“以势压人”“以势伤人”事情 。 那时的主流舆论提倡还是“文斗”（当然这比乱打乱杀的“武斗”要好一些） ， 反对“武斗” ， 殊不知“文斗”也是一种暴力 ， 它是语言的暴力 ， 其目的在于摧毁人的自尊 ， 伤害人的的灵性与情感 。 这种“文斗”对人性（包括实施者的人性）的摧残 ， 对祖国语言污染都是极其严重的 ， 或说是对我们传统文明的破坏 ， 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 语言中的野蛮现象不时地要表露出来 。 我想一个民族要正常的发展 ， 一个社会要祥和 ， 提倡“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还是很有必要的 。 提倡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提倡科学 ， 摆脱和破除那种不讲理和不善于讲理的传统 ， 在日常生活中反对“语言暴力”和杜绝“暴力语言” ， 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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