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住破烂小公寓，落魄到图书馆打小工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国性洪涝雨洪，灾害特别严重的年份。也就在这一年，社会纷争尘埃落定，新社会改朔定鼎。由此，一批怀有不同理念的人物，各怀心肠，仓皇辞庙，挥别故土，最终归骨于海外。

晚年胡适。郎静山摄，胡适题字并钤印在这群人中，论文化人，最有名的，当属作为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安徽绩溪胡适之。胡适一生，都属于很开挂的那类现代史人物。他位高望重，从27岁进北大当教授开始，就古道热肠助弱扶困，号称学界“头号老板” 。可他离开大陆流亡美国那八九年，不要说帮助别人了，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他58岁。他的父系祖辈似乎都不长命，其父胡传就只活了55岁，所以此时的胡适，似乎对生命随时终结、特别是家国纷忧早有准备，在文章与日记中屡屡谈及。而他对蒋氏王朝也失望透顶，所以一旦面临选择时，他决然左右都不靠、陆台都不留不去。那年4月6日，风萧萧中他从上海坐船，漂泊到了美国。

新婚前后这位前北大校长、前驻美大使，暂时卸掉了一身荣华，至此过起了自力更生大学领薪，完全寓公流民式的数年异国落魄生活。美国一呆，就是九年。住在纽约八十一街公寓大厦。他原信心满满地以为，可以出任哈佛大学一类的汉学教授，可那些洋学者们似乎不希望他去抢饭碗，暗中杯葛。所愿不遂，只好到普林斯顿大学应聘为一个小图书馆的馆长，年薪是五千二百美元。钱不算菲薄，可地位低，名为馆长，其实不过类似大学科系资料室的主管而已。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就是这么一个小图书馆，到了1951年底，校方还嫌费钱，另请了位年薪只需三千五百美元的，技巧性地把他给解雇了。可以说，在美国近十年间，他内心很压抑，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精神上十分痛苦” ，过去从来不用考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也摆在眼前。那时的他，一家五口，分居四地：自己夫妇在美国，大儿子胡祖望远走泰国，儿媳曾淑昭在台北，小儿子淹留北平；此前虽然收入特高，但是花钱大手大脚，还经常资助别人，并没什么积蓄，夫妻俩又年老多病，经常要卧床，治病的费用支付都很苦难。当此时， “小朋友”唐德刚在回忆中说，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与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 。以往的佣人也请不起了，凡事都要自己动手，经常一人在家看书，水开忘记，导致浓烟满室。

驻美期间为抗日花费巨大心力后来，我读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及1948年以后的《胡适的日记》，很多大道理大事件都忘记了，唯有两件事感慨最深：一件，他的老妻江冬秀吃不惯西餐，加上经济困难，就自制很多腊肉、梅菜干、咸鱼之类，在阳台上晾晒，有些味道，邻居啧有烦言。胡适心中不安，一次最盼着老妻外出看戏，把这些东西全扔了。还有一件，就是他从不带钱，带了也记不住，江冬秀就想了一个法子，每晚都给他领带内夹带个两美元，这样胡适每天上下班就可以买票了，胡适为此还很得意，青年学者唐德刚采访他，他还把这件事专程告诉他，呵呵大笑。

这两件虽然都是晚年琐细小事，但是反倒更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比如，胡适为人的自觉和温和，是不论穷达，至老弥笃的。而他晚年生活的困窘，那领带上用来挤地铁的两美元，似乎也都是每天的暗示吧。事情的转机在1957年8月，彼时岛上的“中央研究院” ，换届投票选举,公推胡适出任新院长。

蒋氏不好违背公意,没有驳回。而胡适在美，也确实生活艰难，加上思国心切，也有意回来。于是在1958年4月，他终于与前清华大学梅贻琦一起返台。他回来后，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长，并长期兼任政府清闲部门的要职。他自知余生不多，而在台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旧部” ，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双方一拍而和，准备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