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解决，打死包工头也没用( 二 )

然而，这一层级的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大型工程几千人、上万人力投入，人员频繁进出，没有这些“细胞管理者”的存在，基层人员管理是很难实现的。难道给工地派一帮西装笔挺的白领HR吗？即便做得到，也很难管得好。而且，随着行业发展， “包工头”也在分化发展。中国建筑行业在就是年代到实际初经历了第一个野蛮增长的阶段，大量工程质量问题涌现、工程现场管理混乱、事故频发。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分层，公司主管部门派几个管理人员在现场根本管不过来，漏洞百出是必然的。最终形成项目承包制，把管理责任层层分离，也是必然的。最后由工程承包商管理现场的人、财、物，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这一层级的工程承包商有不少就是“包工头”出身，他们的职责仍然包含了现场人力的调配和管理的功能，但是已不是简单的从人力供给中“抽分子” ，而是现场施工的实际组织者。

如此，总承包方才能更好地履行质量监督、财务把控等战略管理者的角色，肯定优于总公司管分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当然，层层分包和其他管理体制一样，有利有弊。一些纯粹属于利益输送“白手套”假分包攫取了工程利益，是造成了工程质量低下、劳动者报酬降低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是工程承包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合理的制度被不合理地利用了，主要源于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行业管理政策明确了总承包商对工程质量负总责的义务——即工程之恋责任不因分级承包而被转移、项目质量终身负责后，工程质量问题已经得到大幅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建筑行业的种种问题，关键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源。『根源问题不解决，打死“包工头”也没用』农民工欠薪问题其实和工程质量问题类似，除了少数“包工头卷了钱和小姨子跑了”的偶发事件外，绝大部分都涉及工程款拖欠问题。上游的水没有，下游就得旱死，这是常理。你一怒之下把下游的沟渠都砸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整治农民工欠薪问题多年，没有在根子上解决工程款拖欠问题，所以解决不了。而越是解决不了，就越是把道义压力、资金压力、经营风险向下游转移，反而影响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工程款拖欠的根子就是出在地方政府，其严重性可以到什么程度？行业龙头企业也Hold不住。中国园林企业龙头、市值最高达500亿的东方园林在2015年后大举进入PPP项目，名义上年收入百亿以上，但是大量垫付资金后收款困难造成了严重的现金流问题。根据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的应收账款账龄信息，应收账款累计102.96亿，其中1年以内应收账款仅占53.54% ，已有37亿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2019年4月公司欠薪问题曝光，危机爆发。辗转至9月，以北京国资委接盘实控告一段落。这样的企业最后都因地方政府拖欠款项而被拖入危机，其他企业又能承受多大流动性压力呢？ 2019年国资基建投资额为3万亿以上， “补短板”向中西部基建倾斜，这也意味着其投资短期收益是很难指望的。再加上去杠杆的大环境，会不会产生新的工程款拖欠问题呢？诚然，这两年中央对地方政府欠款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出文出政策要求整改。 2019年5月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政府投资条例》中明确要求“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这是正确的。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清理三角债开始，在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问题上三令五申的效果有目共睹。这次又有什么制度保障贯彻落实呢？即便中央明确了新发地方债优先还款，也无法保证不再继续欠款，甚至新发地方债能否把旧账都还上都要存疑。此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对农民工资管理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保证金管理、垫付责任、账户管理等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定。整体方针是好的，具体措施上是否符合工程管理的实际需要也可以调整。对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是否也应该先行做出这样细致的规定呢？

否则，还是上游没水、下游干旱的状况，打死一堆“包工头”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动辄百亿、千亿的大工程，涉及的薪资也是以亿计，包工头那点身家都填进去也很难解决。而这个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行业也没有多少利润空间可以压缩了。把风险和责任全部压到企业这个中间环节上，于事无补。我们的建筑行业学习了很多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但是有一条始终没有学，那就是企业和政府在商务领域平等的关系如何在司法中充分体现。保护农民工利益是神圣的事业，那么保护企业合法利益又该如何定位？“基建狂魔”其实很难。『结语』中国建筑行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国企占据行业上游，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大型国企好歹还有一点和地方政府博弈的能力，还有一些金融上的便利，能够让这个拖欠成风的行业维持运转。尽管国企天然的低效会牺牲行业发展的空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个行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风险恐怕已经很难再遮掩下去了。如果严格核算经济效益，很多无法产生合理收益、缺少财政基础的政府基建项目将被企业排除在外，那么企业业务量会下降，利润更不可期待，而这对背负年度指标考核的国企来说是个大麻烦。实际上，不断提高的业务指标早就是国有建筑企业管理层的梦魇——和所有国企管理机制一样，预设业务指标从来都不会符合市场形势。这种做法会逼迫企业去接收高风险的项目，这也是地方政府大量明显存在高风险业务能够招标成功的原因。由此，大量不产生效益、回款困难的基建工程投资要么转为地方债、要么转为企业债，总会以高风险债务的方式回到金融系统，这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真实来源。要打开这个结很难，而种种压力传递到整个系统的末梢，就会转为农民工的风险：要么冒着被欠薪的风险，要么准备失去就业机会。治标是必要的，但治本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