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致敬俄罗斯文学家谁都知道，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高尔基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殉道作家” 。俄国文学的“叛逆性”是以一贯之的。据说，苏联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曾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便是托尔斯泰在世，他也会改变的，就像高尔基一样。索翁答道，那他就不是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俄罗斯文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政治与哲学色彩很浓的文学” ， 19世纪黄金时代的文学常被视为“思想小说” ，它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冷静到残酷笔触涉及的问题直到一百多年后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在俄国“思想小说”家中，两托（陀）被誉为站在“充满哲学意味文学世界的最前列” ，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量诉诸心灵状态揭示心理内在的描述都充满了哲学思考。所以在俄国文学家是可以和思想家划等号的。两托（陀）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是可以当历史、哲学作品去读的，在俄国文学作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多元载体” 。俄国文学的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有关。 1825年在十二月党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碰壁以后，沙俄社会的政治渠道关闭，很快哲学成为第二个“沦陷区” ，当时的政府患有“黑格尔恐惧症” ，认为哲学是一门教人离心离德的学问，高压之下俄国的贵族中弥漫着寒潮袭来的紧张气氛。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 “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 ，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 ， “哲学”几乎就是煽动造反的代名词。沙皇的官吏们都知道， “不要期望哲学家是为我们服务的人” ，哲学说到底是教人要摆脱制度束缚，所谓的抽象思维最终是要挖掘根基的。

俄国贵族军官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销毁日记、信件、文章以求自保，他们的缪斯被政治机器压的粉碎。在“思想界的沉寂期” ，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要么自我流放到国外，要么转入文化艺术领域。只有文学杂志是当时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于是作家们便把哲学思考、社会批评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其实“文学独大”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透着深深的无奈。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 。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 。 “文学中心主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不敢涉足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必须局限于文艺和文艺批评的范围内，我们的文学的程度在那时已经毋庸置疑达到高峰，但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熟还是未来的事情，当时几乎只有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才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 。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大多数人都是作家或文学评论家，虽然他们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但是仍需要“文学外衣”作为“掩护”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曾经把俄国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 。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着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划分不可能很严格。同一批、乃至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但是一般还是会有一种更为突出。一般而言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文化素养高、时常把欧洲作为俄国的比较参数，激发了他们对沙皇专制不满，但是他们与俄国底层社会的隔膜和因此而来的缺乏行动能力，都使他们更像是伯林笔下的“狐狸” ，是他们创造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他们笔下，文学的作用不仅仅是讲故事、抒发情怀而且是可以借题发挥的工具。

以赛亚. 伯林从18世纪开始，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欧化”贵族，能够领先一步感受到时代的脉动。齐切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我们要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高于俄国的，可以和自傲的欧洲人同等进步。 ” 莫斯科大学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学习古文外，还要学习拉丁、德、法、意等国的语言与文学，而普通中学里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需要学习地理、天文、动植物学以及击剑、音乐、舞蹈、绘画等，使受教育的人心志更加健全。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未深入俄国下层， “对于很多俄国贵族来说，保姆是他们与人民之间唯一较近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