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 五 ) 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多年历史？中华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规模大的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达数十米的壕沟环绕，城外设置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相差悬殊。男性大墓的墓主人普遍随葬一件制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钺，反映出他们是掌握了社会军事指挥权力的军事首长，并依据手中的权力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

　　黄河下游的文明起源。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后于黄河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达近百件。墓主人为男性的大墓中，都随葬武器玉石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差别悬殊，表明山东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已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初期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这个丛体内部，各区域在其文明化进程（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各个区域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凭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为目的、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点的礼制，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对周围广大区域施加了强烈影响，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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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和发展。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左图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右图为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新华社采访人员汪永基/摄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有力支撑。距今10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最初的栽培农业，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业也取得了进步，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端倪。但是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社会。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剩余产品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也就不会有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花和鸟图案为特点的彩陶，曾向周围相当广阔的地区施加影响，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史前时期第一次中原史前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表明两地的高等级阶层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良渚文化的祭祀用代表性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和呈圆环形的玉璧，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石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都有发现。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中孕育出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