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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一次就够了( 二 )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一次就够了

切尔诺贝利遗址 正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 ， 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 它与普通的爆炸没有区别 。 在那个晚上 ， 人们被爆炸声惊醒 ， 看着核电站上空的光 ， 还在称赞它的美丽 。 这种灾难从一开始显得精致文雅 ， “直到天空中下起黄色的雨” 。 剧中 ， 在政府下达移民命令并出动军警强制执行的过程中 ， 一位老妇拒绝撤离 ， 她称自己经历过白军、红军以及德军的驱逐 ， 但他们都失败了 ， 现在她拒绝因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搬走 。 这种灾难发生在沉寂之中 ， 并且带有透明的特质 ， 如同遥远古代的巫术 。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透明的特质 ， 这一灾难变得难以辨认 ， 以至于必须依靠权威的解释力量 。 灾难的范围、程度、应对方式 ， 乃至最首要的 ， 是否发生灾难 ， 这些不再是依靠感官直觉就能不言自明的事实 ， 直到它真实地对身体造成伤害 。 与自然灾害和原子弹爆炸的可见性不一样 ， 核泄漏的危险是用肉眼所看不到的 ， 那些致命的物质就潜藏在最为平常的被呼吸空气之中 。 这种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取消了“空无”本身 ， 空不再是中立的什么都没有 ， 而是可能是“恶毒的” 。 这让人想起精神分析里对焦虑症和恐惧症的区分 ， 在经典的弗洛伊德的理论里 ， 焦虑是没有客体的 ， 而恐惧是有客体的 。 比如小汉斯在面对难以名状的焦虑时 ， 就通过对马的恐惧症来让焦虑成型 。 而在拉康的理论里 ， “焦虑并非没有客体” ， 焦虑之所以为焦虑并非来源于某种空的、无定形的东西 ， 恰恰相反 ， 是因为该留空的地方没有留空 ， 是虚空的缺失而不是虚空本身导致了焦虑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正是现代科技取消了虚空 ， 在感知的虚空里发现了可以计量的物质 ， 从而产生的焦虑感改头换面成了对具体物质的恐惧 。 这涉及的当然不只是核泄漏的问题了 ， 对空气质量、水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或许都可以和辐射一样被看作是现代性的症状 。 要得知这些有害物质的存在 ， 不能够通过感官 ， 而话语叙事就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 所以上述这些灾难和地震、海啸等灾难不一样 ， 它总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难 。 在HBO制作的《切尔诺贝利》中 ， 核泄漏发生的时候 ， 苏联为了国家形象而对消息进行封锁；在日本相似题材的电影《希望之国》中 ， 发生了核泄漏后 ， 新闻都在传播让民众不要过度担心和恐慌 ， 正常生活 。 但只要是话语 ， 就有欺骗的可能 ， 甚至可以说真相总是被话语所垄断的 。 这种话语又会进一步造成二次的灾难 ， 因为有可能让人错失了保护自己的危机 。 在当今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相信对灾难的解释 ， 那个解释灾难的“不欺骗的上帝”在当今已经不再存在 。 相信科学 ， 相信测核辐射的仪器也不再能保证我们能认识到真相 ， 因为不幸的是 ， 对于科学的解释权也从来不是属于大众的 ， 权力甚至可以假借科学操纵真相 ， 选择性地引用科学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 用事实说谎 。 因此 ， 在灾难的发生和灾难的解释之间 ， 存在着一段暧昧的间距 。 只有从一种事后的回溯性视角 ， 我们才能将其看做一个事故 ， 而对于身处间距之中的人们而言 ， 正常的生活崩解 ， 而这背后除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 。 事实上 ， 哪怕在事故公开于世之后 ， 一切依旧处于不透明之中 。 据统计 ， 关于事故起因的解释有一百多种；而对于事故所带来的死亡人数 ， 苏联官方、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各有不同的数据 。 （梁强：《切尔诺贝利的政治意义》） 这或许是在转基因食品等问题上公众对“科学”那么不信任的原因 ， 科学总是被言说出来的 ， 即使在众多的证据面前 ， 依然感知到某种要欺骗的意志 。 即使是“正常”的人 ， 都难以完全相信那些话语是不欺骗的 。 他们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 ， 妄想狂只是在程度上取到了一个极端 ， 从怀疑中纵身一跃到了确定性 ， 他们确定了灾难、迫害、战争的都会发生 ， 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当中 。 但是 ， 他们疯狂的信念未必没有道理 ， 在逻辑上 ， 科技的发展确实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 。 现代科技仿佛是一位危险的“鳄鱼妈妈” ， 她仿佛是全能的 ， 既能保护孩子 ， 又能将孩子毁于一旦 。 精神病结构的主体被后者的焦虑所吞没 ， 而神经症主体偶尔能躲进安全幻想之中 ， 但是这种幻想并不比精神病的妄想更为清醒 。 齐泽克一直以一个笑话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孩子和爸爸说“我床底下有鳄鱼 ， 我怕 ， 睡不着” ， 爸爸对他说“傻孩子 ， 那只是你的幻想 ， 快睡吧” ， 然后第二天孩子就被鳄鱼吃了 。 齐泽克在重复的是拉康“妄想狂掌握了真相”的观点 ， 当代人经常以一种“我知道危险存在 ， 但轮不到我”的倒错来获得心灵的平静 ， 但是这一点上并不比精神病的主体更为疯狂 。 与核辐射的穿透力形成对比的 ， 是苏联政府对消息的层层锁闭 ， 以及在久远的年代里不断累积的谜 。 或许 ，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维柯命题的倒转：只有人为的事物才是不可认识的 。 这是近代政治哲学观念的反面 ， 也是其极端：曾经人类社会与自然相对抗 ， 如今前者已再无敌人 ， 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 人为的偶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偶然性 ， 成为了当今真正的议题 。 因此 ， 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对偶然性的克服 ， 因为人类的作为本身就成了最不确定的事件 。 同样 ， 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建立世界” ， 因为我们本就不属于任何稳定之物 。 与自然之力进行斗争的时代还在继续 ， 但人们也开始需要与自己的力量相斗争了 。 我们无法再隔绝危险 ， 因为这已然构成现代人的本质之一 。 接受这一点显然需要莫大的勇气 。 人 ， 这万物之中最莽劲森然（umheimlich）者！ 切尔诺贝利之后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参考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 在书中 ， 作者关注的并非这场事故客观上造成的严重影响 ， 她所记录的是各类小人物的经历 ， 其中也谈及苏联政府的无能 。 一边是有关爱与痛的个体纪录 ， 一边是事故的政治影响 ， 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谈论方式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 。 通过“文献文学”的体裁 ，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伤叙事承担起‘修复世界’的道德责任”（朱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伤书写——以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为中心》） 。 这种“修复世界”的承担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从前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修复世界”的主体 ， 即人类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 已经失效了 ， 甚至成为了灾难本身的一部分 。 为此 ， 我们才将拯救的希望安置在个体记忆的内在性之中 。 似乎只有作为一个回忆者 ， 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一切才会清楚地呈现出来 ， 我们才能对灾难进行补偿性的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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