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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这件事上，上海为什么做得更好

在防疫这件事上 ， 上海为什么能做得更好 刘远举：上海能有更好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 ， 根本的原因 ， 其实未必是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 “硬核强力的官员“ ， 而是民众的权利意识 。 收藏 更新于2020年1月28日 10:08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疫情扩大后 ， 上海1月24日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 启动了各项应急措施 。 严格检查出入上海特别是重点地区的车辆与人员 ， 对全部818辆地铁列车每天进行整车消毒保证市民安全 ， 市场活禽交易也全部停止 ， 还关闭了迪士尼和豫园 ， 以及各大旅游文化场馆 。 而且这些措施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发布了消息 。 对于各出入上海的交通要道 ， 上海卫健委、公安、交通等部门 ， 联合严格监测交通工具上的人员的体温 ， 登记相关信息 。 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 。 对已在沪的重点地区来沪人员 ， 上海加强社区排摸 ， 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 ， 并准备了相应的场地与物资 ， 强调落实属地责任 。 当然也有被隔离人员抱怨服务还不尽完善 。 上海的措施以及执行效率 ， 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赞扬 。 当然上海没有武汉那么大的压力 ， 但在所有面临输入性风险的省份中 ， 上海也算做得不错的 。 比如 ， 集中隔离是“动员引导”且食宿免费 ， 没有出现强硬的、歧视性的硬核措施 ， 更没有网上传的一些地方把武汉人当犯人对待的情形 。 那么上海在防疫这个公共事务领域中的高效、正确的决策与执行源于什么呢？ 客观的说 ， 上海做得不错 ，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 上海没有瞒的过程 ， 没有这个前提 ， 后续的工作压力就是适度的 ， 既会重视 ， 认真完成 ， 也能保持平常心 ， 按部就班井然有序 。 相比之下 ， 武汉最初瞒报 ， 后续压力过大动作变形 ， 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 在防疫上上海有很多先天优势 。 毕竟上海经济发达 ， 财政收入高 ， 有钱好办事 。 比如受到舆论表扬的“上海快速重启小汤山” ， 是因为上海在2004年 ， 也就是非典后的那一年 ， 在上海金山区建立了有660张床位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这种未雨绸缪的财政预算 ， 如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这也和上海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经历有关 。 作为一个往来人员规模巨大的城市 ， 上海可谓久经考验 ， 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新甲流、2013年H7N9禽流感 ， 上海的防疫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 ， 一直面临各种输入性的疫情风险 ， 比如近年的埃博拉防控 。 这也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得比较好 ， 有自己的小汤山的原因 。 其实 ， 防疫只是上海公共服务的一个方面 。 纵观全国 ， 上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比较细致、人性 ，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 近年来 ， 在城市应急响应、精细化管理等方面 ， 上海多次成为热议对象 。 比如虹桥火车站与北京南站的对比 ， 曾经在网上也议论过一阵 ， 几乎一致认为虹桥站给人的体验要好得多 。 这一次 ， 上海直接将市民熟悉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 ， 转为接听市民关于疫情咨询、求助电话 ， 并设立“外语坐席”“手语坐席” 。 这都体现了精细化的管理 。 一方面 ， 上海市经济发达地区 ， 地区教育水平高 ， 留学人员也多 ， 公务员的竞争更激烈 ， 公务员的素质、国际化视野都会更好一些 ， 也会更加专业 。 从民风民俗看 ， 这也与南方人更仔细、更细腻有关 。 在这个方面江浙沪包邮区都做得比较好 。 江浙一带 ， 受海派文化 ， 受商业契约精神的影响更深 ， 办事更讲实效 。 比如停止来往武汉的道路客运、水上客运航班、公路客运班车 ， 江苏的紧急通知 ， 是1月21日下午发出的 。 四川是在21日晚上 ， 而武汉封城 ， 则要到23日上午10点 。 浙江的速度也很快 ， 在湖北还只是启动二级响应 ， 浙江已经是一级响应 。 而且浙江还提了“十个最” ， 如最严格的全面排查 ， 最果断的隔离观察和保护措施 ， 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 ， 等等 。 上海做得好的地方 ， 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各种措施 ， 上海媒体也做得不错 。 人的情绪情绪崩溃 ， 往往并不是结果糟糕 ， 而是出乎意料之外 ， 预期管理是情绪管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 武汉短时间内通报的病例从40多例猛增到200多例 ， 从“无人传人”到钟南山院士确定人传人 ， 形势急转直下 ， 导致了武汉市民心态的恐慌 。 如果数字是缓慢爬升的 ， 消息及时释放 ， 更加透明 ， 武汉市民也会更加理性 ， 后期形势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 在这个方面 ， 上海方面权威渠道发布信息通报 ， 媒体报道跟踪报道 ， 起到了稳定市民情绪的作用 。 有人在网上这样描述 ， 东方卫视晚上六点的新闻 ， 没有领导讲话 ， 没有喜迎春节 ， 直接进入疫情相关的报道 。 报道也不是空谈、套话 ， 而是把大家关心的问题 ， 一条条的详细呈现出来 ， 解疑惑 。 比如 ， 试剂盒为什么周期长 ， 技术难点是什么 ， 哪些厂家在生产；关于口罩 ， 哪些厂在通宵赶工 ， 那个药房有货了 。 很多人关心的城市防控 ， 避免携带病毒者进入城市 ， 新闻也有详细的报道 。 电视里机场、高速公路、车站 ， 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在量体温 ， 询问问题 。 这些透明的信息 ， 给人的感觉 ， 用这个人的话来说 ， 就是“这个城市真的有人在管 ， 这些事有人在做 ， 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 有人关心 ， 并且回应 。 ”这就是稳定人心 ， 真正的维持稳定之举 。 在这些原因背后 ， 上海做得不错 ， 更深层次的原因 ， 在于上海市民 。 来自电商的一项数据引发了网友的兴趣：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口罩的群体中 ， 上海买家人数占据总购买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 为全国第一 。 有些网友因此嘲讽：“上海人最怕死” 。 其实 ， 这体现的是上海市民有高度自觉的防疫意识 。 这与上海市民更灵敏的信息接受度有关 ， 而这背后则是更高的知识水平与经济收入 。 更高的知识水平、经济收入则会产生权利意识 。 在众多的公共服务中 ， 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 可能是最基本的公共决策 。 在这一点上 ，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答案可能出人意料 ， 却在逻辑之中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 通过对多国饥荒的研究认为：法律、经济、政治等特征决定的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权利关系 ， 最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 例如 ， 1943年 ， 孟加拉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地区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 ， 从农业地区调粮 ， 造成了饥荒 。 也就是说 ， 在得到粮食这个公共服务上 ， 权利的多寡 ， 决定了得到粮食的多寡 。 在中国也是如此 ，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 ， 城市居民有更大的权利 ， 就比农民能得到更多的粮食 。 林毅夫和杨涛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 ， 在《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中得到结论：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 ， 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 ， 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 ， 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 。 最终 ， 正如阿马蒂亚•森的结论：“不同的权利导致了不种粮食的城市居民有了粮食 ， 而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能果腹 。 ”——不同的权利导致了得到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 就在这次疫情中 ， 听到网上的一段录音 ， 是一个上海市民在打进某个公开电话 ， 在质疑政府为什么没有管控好进入上海的武汉人 。 在我看来 ， 这个质疑颇多偏颇之处 ， 要求的无非是“硬核强力驱离、禁止”这类越权措施 ， 接线员也算耐心的在解释 。 但这些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性 ， 这种“我是公民 ， 我有权利质疑”的信心 。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经济发达、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 ， 市民的权利意识也较强 。 这种观念 ， 不仅存在于老百姓头脑中 ， 公务员也生活在老百姓之中 ， 也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 ， 于是无形之中 ， 他们定政策、办事、执行过程中都会有这一个弦 。 最终 ， 就会体现在上海的各个方面 。 比如 ， 他们会警醒 ， “这样对待武汉人是违法的 ， 侵犯公民权利的” ， 而在其他很多地方 ， 很多人根本没这和个意识 。 其实 ， 媒体的报道 ， 无非是公民知情权的代表 。 媒体的报道 ， 不但可以稳定人心 ， 也能监督政府 。 武汉的瞒报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 如果最初有媒体报道、监督 ， 官员头脑里有外部压力、警醒之心 ， 那么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 。 提前的警报信号 ， 不但可以赢得防控的黄金时段 ， 也能避免中国在全面进入休假之后 ， 猝不及防的遭遇疫情的升级 。 所以 ， 上海能有更好的公共政策 ， 公共服务 ， 根本的原因 ， 其实未必是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 “硬核强力的官员“ ， 而是民众的制约 ， 民众的权利 。 集中力量办大事 ， 比如基建 ， 很多时候只是规模指标、数量指标 ， 比如建一座桥 ， 只要建好了 ， 成本多少 ， 通行的车多不多 ， 划不划算 ， 这些效率性的指标就会被忽略 。 但防疫这件事不同 ， 有着某种对抗性 ， 要求一定时间内 ， 要做出一系列科学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措施 ， 否则病毒不会讲情面 ， 会继续传播 。 所以 ， 防疫的要求比集中力量办大事更难 ， 要求科学的、理性的、全面的、高效的决策 。 这就意味着 ， 决策要在多方约束下、进行多目标的考虑 ， 而且各方权重要科学 ， 比如 ， 春节晚会与老百姓的需求 ， 孰轻孰重？ 那么 ， 多约束 ， 多目标 ， 以及其权重 ， 如何传递到决策者哪里？这就要求多方有权利表达诉求 ， 从而真实、全面的传递需求以及权重 。 这样决策层才能得到全面的信息 。 而这是正确的第一步 。 记得网上曾传过这样一件事 。 一位市民在上海某公安局门口被保安截停 ， 让里面的车先出来 ， 虽然他并未让行 ， 但开过之后 ， 还是停下来 ， 质问保安 ， 出来的是私家车 ， 并没有警灯 ， 凭什么截停他 。 一个地方的市民 ， 敢于这样质问 ， 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 ， 当然会更好一些 。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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