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湖北红会应敬畏舆论 , 舆论批评时也应保持积极和建设性! 来源:环球时报 胡锡进 湖北省红十字会这两天成了舆论的新靶子 。 对湖北红会的质疑包括为什么在武汉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协和医院口罩已经用罄的情况下 , 红十字会却给非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主要从事妇科的仁爱医院分配了1.6万个外界捐赠的口罩?还有为什么累计收到3亿多捐款 , 迄今却只下拨了其中的5000多万? 这些指控都非常具体 , 湖北红会做的说明也很具体 , 其中还包括一个道歉:它把一个数字搞错了 , 拨给仁爱医院的口罩数字不是1.6万个 , 而是1.8万个 。 而且 , 口罩的型号写错了 , 就连更正说明的日期也写成了“2019年” 。 湖北红会内部管理存在疏漏由此可见一斑 。 老胡个人以为 , 受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严重冲击 , 国内红十字会的声誉至今没有翻身 。 在当前这场抗病毒的超级大战中 , 各地红十字会必须全神贯注 , 经受住舆论新的考验 。 此时如果出现较为敏感的闪失 , 很容易成为公众情绪新的出气筒 。 由于对湖北红会的这些质疑太具体了 , 老胡无法辨认它们的准确度到底有多高 。 但我的感觉是 , 那些质疑的价值取向都是正当的 , 它们形成舆论监督的强大屏障 。 由于湖北红会在抗击疫情的现场 , 它们的大量工作都是事务性的 , 有一些外界未必能够了解的具体情境 , 这种事务性的繁琐和紧迫与舆论场上的价值优先有可能没有对上号 , 加上红会人员在工作细节上漏洞不少 , 看上去都像是小辫子 , 结果是越掰扯舆论越生气 。 湖北红会显然一定程度上继续在为郭美美事件埋单 , 同时他们的工作严格说来的确能挑出不少毛病 。 怎么办呢?我认为他们应当虚心接受批评和监督 , 大众的批评不可能都是理据清晰、精准有度的 , 有了接受监督的意愿和不断改善工作的进取精神 , 就能够正确面对批评 ,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确有重要失疏还应及时向公众道歉 。 从公众角度 , 老胡也建议有这样一个大的把握:武汉是抗击疫情的前线 , 包括红会这样的机构 , 目前都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 它们平时未必做好了应对这么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 , 难免有些手忙脚乱 , 遭到质疑时还可能不知所措 , 以至于越描越黑 , 搞出一地鸡毛 。 但我认为 , 在正当监督的同时 , 也不要把一线机构往死里整 。 要避免我们外界通过互联网遥控指挥一线机构和人员的情况 , 搞得一线作战和支援部队这也错 , 那也错 。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 我国有7名非医务工作者牺牲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 他们大多是辅警 。 想想看 , 平时我们喜欢辅警吗?但他们现在就是战士 。 我想说 , 一线的很多情况 , 我们外围未必很清楚 。 湖北红会是否把部分口罩下拨到最需要的位置和捐助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否达到了人们期待的速度 , 这些都是可以批评和质疑的 , 但我不希望现在把这种质疑变成对湖北红会这支一线重要支援部队的道德批判 。 希望湖北红会对舆论是敬畏的 , 也希望舆论在批评的同时 , 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意识 。 众志成城不是空喊的口号 。
湖北红会口罩统计“失误”:捐赠“统一归口”非最优解 来源:新京报网 作者赵缶(公益人士) 如果只是“因工作失误导致捐赠信息发布不准确” , 那或许无需成为各种诛心诟病的靶子 。 可就算如此 , 在疫情肆虐、资源紧张的背景下 , 对社会捐赠的抗疫物资管理工作本就该做细 , 而不能犯太低级的错误 。 可这次 , 除了“三甲医院跟生殖医院所获物资倒挂”外 , 湖北省红会的公示中还有“口罩数量对不上”等bug 。 这些显然经不起公众持放大镜的打量审视 。 问题不只是“失误”本身 。 按照要求 , 这次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 , 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 。 但疫情当前 , 这次要调配的物资远超其日常状态下的总量 。 工作量剧增以后 , 这些组织人手短缺、疲于应付 , 此时社会力量却难以介入 。 这也反映了某些问题:本该充分放开社会参与却没放开 , 导致这些官方公益组织严重超负荷运转 , 很难应对抗疫物资缜密调配的高要求 。 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期间 , 民政部也出台过相关规定 , 指定特定基金会能够接受款物 。 2013年雅安地震开始 , 民政部没有指定有限的官办慈善机构统一协调社会资源 , 为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建立了一次良好的示范 。 但这次还是奉行了“指定”的做法 , 理由是“统一归口 , 避免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 , 被某些人钻空子 。 ” 问题是 , 正如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披露的 , 武汉市红十字会只有十个人 , 湖北省红十字会有二十多个人 , 人手非常紧张 。 还有其他三家官办基金会的人力储备大同小异 , 这样有限的人力储备 , 应对当前的局面肯定力量不够 。 从当前展示给社会的状况来看 , 因为拒绝社会参与 , 导致相当数量社会力量缺乏参与渠道而带来的混乱 , 也表明“统一归口”或许并非最优选项 。 依据《慈善法》要求 ,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 , 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 , “提供需求信息 , 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 。 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 , 更该做的或许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的参与 , 而不是简单一刀切指定官方机构垄断 , 排斥社会力量的协作 。 面对当前紧张的工作局面 , 将社会捐赠的物资全指定交给有限的官方公益机构承担 , 出现各种情况或许是忙中出错 。 在此呼吁 , 应对疫情 , 要更多地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 ,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 那样或许更高效更透明 , 也更契合“共同抗疫”的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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