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控制疫情的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有关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害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生命财产触目惊心的伤亡。比如在号称“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瘟疫。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瘟疫二十次以上。以至于三国里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其“十州之地”的人口，竟“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西晋咸宁元年（276），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瘟疫，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在十万人以上。如果说三国的瘟疫，还有乱世的“外因” ，那么在宋明清的太平年代里，瘟疫也同样并不遥远：北宋的168年里，就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 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难的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

可以说，对瘟疫的应对，特别是对疫情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们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常规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首先一个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由于对传染源的防护不利造成。于是经历了多次教训后， “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们的重要动作。比如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就是因为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彝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 ，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

而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王朝从入关以前，就是高度紧张。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王朝就设立了“查痘官” ，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刻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行为，都要“论以死罪”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还有对疫区以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 ，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放在古代太平年代，只要疫情爆发， “疫区隔离”也是重中之重。清代的法律就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 ，杜绝一切输入通道。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肇淛，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市上又多粪秽” ，所以“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 。北京百姓躲避瘟疫的好办法？那也只是“唯静坐简出” ，也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

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才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历代王朝也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而早在宋代时，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的河北瘟疫发生时，宋王朝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 ，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医疗指导更是必须。比如洪州瘟疫时，知州刘彝除了切断传染源外，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 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读这书，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代几次大瘟疫里，清王朝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起到很好的救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