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社评：政府须持续紧张，民众可随变化做调整
社评：政府须持续紧张 ， 民众可随变化做调整 湖北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7天下降 ， 但是官员们没有人敢谈论“拐点” ， 甚至没有人愿意明确说疫情的扩散得到了控制 。 预测“拐点”什么时候出现同样是很敏感的事 。 之前“可防可控”的说法和预防上的松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 官员们如今非常谨慎 ， 宁愿把疫情说得更严重些 ， 以支持极限防控 。 然而各地的节后复工挡不住 。 随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防控形势逐渐趋于稳定 ， 人们的恐慌渐渐被各种消费的愿望所取代也会是个大趋势 。 慢慢地人们会认为防控体系已经很强大 ， 新的患者能够被迅速发现和隔离 ， 自己被感染的风险越来越小 。 他们的个人防护态度将悄然改变 。 随后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官方保持紧张 ， 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防控形势 ， 防止疫情重新抬头；而老百姓则变得“胆大”起来 ， 更多相信、依赖官方组织的防控体系 。 很多人会继续戴口罩 ， 但会越来越少限制自己的活动 ， 并且认为只要官方允许开的场所就大体是安全的 。 或许这恰是一个社会防控疫情应有的格局 。 官方承担起防控的大部分责任 ， 在建立起强大防控体系的基础上 ， 为社会上绝大多数场所的安全背书 。 出现个别新感染者总是难免的 ， 但官方要有能力迅速发现他们并采取包括隔离在内的各种善后措施 。 这需要成为每座城市固若金汤的常态 。 当北京这样的大都会每天只有10名左右新冠肺炎新感染者时 ， 将意味当我们每天出门 ， 当天被感染的概率不到百万分之一 。 这个概率已经很低很低 ， 人们有理由失去对它的恐惧 。 总结一下 ， 一个健全的防控体系应当是这样的：政府高度负责任且有能力承担起防控的大部分义务；很低的感染率；感染者能够迅速被发现且隔离；一个人一旦被感染 ， 他的被治愈概率非常高 。 这些条件在中国湖北以外的大部分地方正在加快形成 。 而在这些条件都健全之后 ， 老百姓维持正常生活的信心就应当受到鼓励 。 现在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 全民动员 ， 且几乎全民草木皆兵 ， 人们的恐慌也成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工具 。 这样的情况决不应长时间持续 。 它只能是“瞬间的” ， 被用来紧急构筑全社会的防控体系 。 而在这个防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 公民个体就应该逐渐放松身心 ， 将警惕性恢复到不影响或少影响正常生活的水平 。 老百姓这儿也不敢去 ， 那儿也不敢去 ， 靠他们自己不出门来实现防控 ， 这是前期公共防控体系缺失情况下被迫的各自为战 。 如果今后大家仍然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为座右铭 ， 那么公共防控体系的建立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 当这一波疫情稳定之后 ， 各个城市应当比的是 ， 谁能够在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的情况下保持疫情的下行而不反弹 ， 实现防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 。 各个城市民众的素质也将体现在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 ， 同时既善于进行必要的自我防护 ， 也不恐慌 ， 共同推动城市的健康运转 。 城市的管理者在出现疫情风险时动作迟缓不对 ， 当最紧急的情况控制住之后仍然要求大家“尽量不出门” ， 也是不对的 ， 那是把公共防控的责任过多转给民众承担了 。 我们的城市必须是防控新冠病毒和任何疫情的堡垒 ， 但它们不仅仅是堡垒 ， 它们还需是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舞台 。 能够把这两个功能最大化地相互贯通 ， 才是好的城市治理者 。 当然 ， 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应当是逐步开展的 ， 人们优先恢复参与的应当是生产类活动 ， 以及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各种活动 。 对于恢复人群密集的娱乐性活动 ， 应当保持更长一段时间的谨慎 。 这个过程中 ， 配合政府防控工作的总体指导十分必要 。 总之 ， 稳健渐进地恢复城市生活是最可取的 ， 当我们谈恢复城市活力时 ， 防控这根弦也决不能放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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