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中国带来了青霉素( 二 )

· 延安时期的中国医大这些土制青霉素产量极低，昆明每周产量仅50万单位，大概有10瓶，到抗战结束不过百来瓶，延安产量大概更不足道。真正开始探索工业生产青霉素的，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天坛旁边的青霉素制造室战争结束后，中防处回迁北京，于1947年元旦在天坛附近建成了青霉素制造室。「天坛厂」的发酵、提炼以及冷冻、真空干燥等设备均来自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捐赠，是中国当时仅有的抗生素生产场所，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试车间。除了规模有限，制造室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的青霉素效价太低，只有100单位/毫升。此外，发酵用的培养基是一种专用的玉米浸出液（制备淀粉和葡萄糖的副产品），国内无法生产，只能依靠美国进口。留美的童村博士，于1948年1月试验成功用棉籽粕替代美国进口用品，发酵效价大幅提升。制造室又在培养基中加入苯乙酸，产量进一步提高，效价最终达到750单位/毫升，可周产10万单位/瓶的青霉素500-1000瓶不等。青霉素制造室还扩大干燥箱，启用自动分装器，加装了更大的冷藏室。

· 童村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师从北方研究实验室与牛津小组直接对接的罗伯特·科希尔，学术路线完全嫡传，是《陈毅市长》中老化学家的原型之一。左一为童村 1948年，中防处生产了11338瓶20万单位/瓶青霉素，达到了战时昆明产量的约100倍，共售出10143瓶，既补贴了研制经费，也惠及了病患。像京津沪这样的大城市，从此便有机会获得实用化的国产青霉素，尤其是北京协和医院。天坛厂本来只是一个开始。 1945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决定为六个欧洲国家分别援建一座400亿单位年产能的青霉素工厂。最终，除了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四座工厂均建成。

· 1943年11月， 43个国家建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是发起国、最大捐赠者及其不少宏大计划的主导设计者在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青霉素援建的意义十分重大。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筹建后，青霉素援建计划被转给了世卫临时委员会，成了后者的天字一号工程。中国也一度被纳入了青霉素援建计划。 1947年，在天坛厂的投产仪式上，刘瑞恒博士宣布了美国对华援助的青霉素三年生产计划，而他担任首席卫生官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正是对口于联合国善后救济署。与欧洲各国的援建厂相比，天坛厂的投资和规模要小得多，美国医药援华会提供的设备仅1.6万美元，而援助前者的工厂单个要投资25万美元。

按照计划，下一个规模更大的青霉素工厂，将兴建在工业基础更好的上海。 1948年4月，童村调往上海，出任政府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青霉素实验组兼任组长。中防处的青霉素研制工作，则暂由马誉澂主持，他于1948年8月受到国民政府卫生部派遣，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卫生学院进修青霉素制造；次年春，他通过该院院长引荐，前往康诺医学研究所附属青霉素厂实习4个月。 1949年夏，他又去美国进行3个月的青霉素生产考察。

· 1947年秋冬，马誉澂（左）和童村正在做青霉素提炼工艺的试验其中，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康诺研究所，都是美国援助东欧青霉素标准工厂的设计单位，马誉澂的行程显然是为中国引进相同的工厂做准备。之所以要通过加拿大，除了青霉素工厂的大部分设备本来就产自加拿大，也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政府强制企业授权的战时安排已经难以为继。因此，美国采取曲线方案，向加拿大提供青霉素生产授权，并通过该国援建海外青霉素工厂，以避免政府和本国私人企业的利益冲突。不过，等到马誉澂1949年8月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迭已完成大半，北京、上海、南京都不再属于他原先服务的政府了。美国 · 加拿大 · 捷克 · 中国马誉澂赴北美进修考察时，青霉素的生产技术早已经历了迭代和飞跃。早在1944年上半年，加州埃默里维尔「谢尔发展实验室」就利用沙氏离心机分离青霉素发酵液，回收效率从75%提高至85% 。 1945年，芝加哥的化学工程师沃尔特·波得彼尔尼亚克利用自己的波氏逆流萃取器，进一步将青霉素发酵液回收效率提高至98% 。更重要的是，这为提取临床所需的有效组分维生素G创造了条件，生产白色、结晶的青霉素也变得更为容易。马誉澂在美国有没有看到波氏逆流萃取器不得而知，但他肯定看到了青霉素结晶制备工艺，这是天坛厂不具备的。参观之后，他提出了从青霉素原始提取液中直接制取结晶的新工艺思路，并建议用醋酸盐作结晶剂。 1949年8月，马誉澂回到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即原来的中防处和天坛厂），作为《陈毅市长》老化学家的原型之一，在新政权下主持青霉素研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