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31万人感染( 二 )

统计显示，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其中卫生系统增设了243个隔离点和60434张床位，卫生系统收治甲肝患者98591人，全市共设家庭病床29338张。当时上海所有的医院，包括内科外科，统统加起来满打满算只有5.5万张床位。 30万人，不到6万床位，怎么办呢？上海喊出的口号是：“谁的人谁管” 。 1988年，上海9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 300多人的厂就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厂医、食堂、宿舍。许多企业都开辟了厂房、库房等来安置甲肝病人。床不够，有钱的企业紧急采购一批简易钢丝床，没条件的企业也有用木板临时搭床。

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呢？就由街道里弄想办法安置隔离。刚好甲肝爆发遭遇寒假，就征用了一部分学校来安置工厂安排不了的病人。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甲肝症状还是很明显的，每一个出现症状的患者都自动自觉自发地汇报给厂里或居委会。上海人惯来胆小、守纪律的性格成了一种优势，每个人都怕传染给家人、邻居，完全不敢隐瞒不报，都很信任厂委和街道。更何况待在家还得麻烦亲人照顾自己，集中隔离的话治疗和三餐都不用操心，为什么不去？众志成城。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危难之中，有人乘机“发国难财” 。当时， “一些马路投机商，倒卖兜售来路不明的板蓝根，以四五倍的高价，勒索顾客。某些店家的过氧乙酸消毒剂，五天涨了五次价。某乡卫生院和防治院，对于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否则拒之门外。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 ” 03 上海人也曾被嫌弃，湖北兄弟伸出了援手上海发生甲肝疫情后，周边省市居民一度恐慌，甚至不敢买上海食品，不敢接待上海来的客人。

疫情面前，也显示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 。到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抗击疫情中，上海的反思从未停止，《解放日报》采访人员的《记住大自然的“惩罚”》中，作者反思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时至今日，怪天怪地都没用了，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也有媒体采访人员看到了传染病床紧张背后的问题，还有采访人员写了一篇《对上海食品卫生的思考》。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是年3月21日，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在京沪分别发布消息，宣告上海甲肝疫情得到控制，预计三月上旬出现的第二个发病高峰没有产生。而且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病死率为万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1%-1‰的病死率。

3月，市卫生防疫站对启东多批混合毛蚶的提取物进行甲型肝炎病毒RNA检测的结果终于出来，为阳性。 “从而再次证明：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确系食用带有甲肝病毒的启东毛蚶所致。 ” 正是这次甲肝肆虐，直接促使《传染病防治法》的出台，也正是因为这次甲肝肆虐，上海市由此成为居民公共卫生意识最强，公共卫生保护措施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最迅速的中国城市之一。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 32年后的今天，众志成城，我们一定会打赢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