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卫生危机中的官民惯性互动
杨连宁:卫生危机中的官民惯性互动
 。 你不得不承认 , 司徒雷登概括的“互相忌妒、互相猜疑” , 的确点到了本族群劣根性的穴位上 。 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 , 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 , 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 , 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 。 两千年过去了 , “官疑民反 , 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与恶性互动 , 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你发现官民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 , 或如陈寅恪所总结的“上诈下愚” , 早已成了本国社会的慢性病 , 成了我们这个族群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医患之间缺乏信任 , 处处要签免责条款 。 师生之间缺乏信任 , 课后很少沟通交流 。 邻居之间缺乏信任 , 不敢托付任何家事 。 买卖双方缺乏信任 , 违约条款多过交易条款 。 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 , 问个路都得有所选择——防疫危机中 , 谁敢诚实、坦率地承认自己来自疫区? 总之 , 官民之间缺乏信任 , 误解就接二连三 , 冲突也遍地开花 。 “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 , 之所以要用“最坏的恶意”这个词 , 就是指中国人“一人不进庙 , 两人不窥井”的心魔 。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 把中国人同室操戈的内讧、内斗与内耗称之为“窝里斗” , 点出了争斗双方同执一套理念 , 同奉一套价值 , 同走一条路径的特质 。 这也就是说 , “窝里斗”是“兄弟阋于墙”的亲缘家族扩展到单位、社团、政体、社会的投影式映照 。 广义的官民对立与恶性互动 , 本质上仍是一个族群的内斗 , 一个国家的内讧、一个社会的对恃的表现 , 恶果不能说不严重 。 为什么?因为“理性不是人类生活的原则 , 习惯才是人类生活的伟大向导”(休谟语) 。 上述恶果昭彰的传统积弊 , 源于两千年官僚治理的顽强惯性 , 不也显而易见吗?你敢说不是? 官民之间的恶性互动 , 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 不能依靠制度与法律去解决 , 还是由于言出法随、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官僚人治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 一直在逃避、抵制与抗拒着“万机决于公论”(《明治维新昭书》首条)的民主与法治 , 是不是?你敢说不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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