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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四 )

有的人甚至养成了每次出远门时随身携带瘟疫医方或方书的习惯 。 清初 ， 浙江绍兴医家倪涵初在治疗传染病痢疾和疟疾方面颇有心得 ， 所编方书《经验痢疟良方》很受人们欢迎 。 生活在晚清时期的徽州读书人程乐生 ， “应郡省试 ， 必携之去” 。 光绪十九年（1893年） ， 程氏在考场中忽然患了痢疾 ， 一天腹泻数十次 ， 几乎无法完成考试 ， 他急忙按照随身携带的药方服药 ， 没想到很快便见到了效果 。 考试完回家后 ， 他还捐资重刻了此书 。

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不过 ， 瘟疫医方或方书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 有时非但不会带来好处 ， 反而可能给读者或病患平添烦恼 。 一方面 ， 社会上流传的瘟疫医方和方书众多 ， 但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 ， 内容各有侧重 ， 当瘟疫知识爆炸式地涌入眼帘 ， 使得很多人不知该如何鉴别选择 ， 也难以消化吸收 ， 因而感到无所适从 ， 进退两难 。 另一方面 ， 文本知识的相对固定和医生临床诊疗的多变 ， 方书的“无声”和医生的“有声”等诸多情形也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决策 ， 使读者在选择相信方书还是医生之间常常犹疑不决甚至自相矛盾 。 比如 ， 方书虽然一般会明确地告诉读者什么症状对应用什么医方 ， 但由于不少疾病的症状有很多相似之处 ， 所以究竟该如何辨别和对症下药 ， 读者往往拿捏不准 。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 一次 ， 著名理学家李棠阶的侄子发烧了 ， 李棠阶依据清初安徽休宁医家汪昂所著《医方集解》一书 ， 判定侄子染上了疟疾 。 第二天 ， 他又查阅方书 ， 想遵照书中的医方用药 ， 但最终“恐有别因 ， 仍往延医” 。 有些读者草率地按照方书中的医方用药 ， 结果被误诊误治 ， 以致有人发出“误于书 ， 非误于医也 ， 非误于书 ， 实误于书中之神方也”的感叹 。 四 从2003年“非典”期间板蓝根抢购热潮之后各界围绕板蓝根的性质、功效、功能主治、用法等展开的讨论 ， 到近期爆发的新型肺炎期间双黄连口服液抢购热潮之后各界围绕双黄连的构成、抗病毒作用等展开的评议 ， 以及专业人士对“抑制”与“防治”之间区别的科普 ， 都是人群、医方知识与社会文化交融互动的典型案例 。 这样的讨论、评议和科普虽然在短时间内便终止了 ， 它们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 一段历史的结束 ， 意味着另一段历史的开始 ， 每一段历史的意义往往是跨越时空的 ， 并不会转瞬即逝 。 回顾清代瘟疫史 ， 各种瘟疫时起时落 ， 但人们对瘟疫知识的学习、讨论、传播、实践从未中断 ， 搜集、整理瘟疫医方 ， 编撰、刊印和传播瘟疫方书实际上构成了疫情防控的一个组成部分 。 此类实践从整体上表明 ， 疫情防控从不是单一的医学活动 ， 更不是医务人员的专利 ， 而是一种包含复杂知识建构与传播活动的社会行动 。 尽管瘟疫方书本身有质量高低之别 ， 有有效与无效之分 ， 瘟疫方书的广泛流传对疫情防控既有积极作用 ， 也有些许弊端 ， 人们对瘟疫方书的利用也基本一直徘徊在信任与怀疑之间 ， 但是 ， 或许正是人们在面对瘟疫时不断平衡利与弊、信与疑之关系的过程中 ， 各类瘟疫医方和方书才得以涌现 。 专业人士之外的社会大众持续在此类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史实则进一步表明 ， 尽管医学的专业化在不断推进 ， 医学的“疆界”越来越广 ， 但是优质的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与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永恒追求之间的矛盾 ， 一直在推动着非专业人士去发掘、获取、讨论、批评、接受、传播、应用甚至创造瘟疫知识 。 可以预见 ， 只要存在病痛 ， 只要存在祛除病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需求和希望 ， 这一矛盾就会推动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精英和大众都参与到包括瘟疫知识在内的医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 所以 ， 面对肆虐的瘟疫和铺天盖地的瘟疫知识 ， 中央与地方 ， 政府与社会力量 ， 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应增进互信 ， 加强协作 ， 建立联动机制 ， 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 整合古今中外优质和有效的资源 ， 通过较为统一的行动、权威的渠道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及时定向地给人们以指导 ， 避免出现各自为政 ， 言人人殊的局面；而我们每个个体则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 既要避免囫囵吞枣 ， 又要避免全盘否定 ， 综合各种资源 ， 努力增长专业知识 ， 提高判断和鉴别各类信息的能力才是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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