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箓 有人认为 , 十岁的牧童不会书写符咒 , 如非真有仙女附体 , 香灰也不会治病的 。 而且仙女附体并不以惑众为事 , 完全是济世之心 , 治人疾病而已 。 只因仙凡不能互见 , 所以附在牧童身上以行其术 , 这也可说是独具婆心了 。 对于这种说法 , 该文作者并无能力去论证符咒、香灰并无治病之能 , 而只是从历史上白莲教徐鸿儒、王好贤等人皆从为人书符治病且有疗效起家 , 最终走上叛乱不轨之路令生灵涂炭 , 来说明万不可轻信神道 。 该文还举例杭州被攻陷前 , 当地民众抬神像于城门上 , 但终未免被攻破 , 平日长斋奉佛者也遭屠戮 。 或是自知否认神、狐鬼的说法不能服众 , 该文作者最后退步说 , 不管怎样 , 这种附体的事情都是非常不祥之事 。 作者最后以一年前官方捣毁宁波太和桥用香灰治病的土地祠 , 却并没有被神仙、狐鬼处罚为例 , 来奉劝地方官运用手中权力 , 抵制这种风气的蔓延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承认巫觋是常态 , 无神论反而是一种例外 。 这让当时的智识先进 , 在反对香灰治病和崇拜神灵上 , 陷入一种怪诞的论说路径 。 承认仙水有效的《仙女济世辨诬》在反对巫医时遭遇困境 。 4 到了民国 , 官方对“香灰治病”的民间信仰也近乎素手无策 。 1916年初 , 江苏省苏州市“红袍大仙”显灵的传闻令全境若狂 。 该红袍大仙是当地葑门内东小桥一位僧人在江北人的茅棚内供的一尺余长木制神像 。 “红袍大仙 , 降临凡间 , 能知未来之事 , 且能以香灰治各症 , 立见奇效”的耳语在苏州流传 , 以致哄动城乡 , 一时求签卜病者云集 。 《申报》在一次报道中说 , “当地警方并不以邪言惑众而取缔之 , 殊属索解不得也 。 ” 让反对香灰治病的智识分子困惑的不只是苏州 , 还有上海 。 1916年 , 就在上海淞沪警察厅署南面药局弄余庆里对门的乔姓人家 , 来自江北的租户是一个赵姓老太婆 , 她的次子年十六岁 , 有一天突然宣称有神灵附身 , 可以为人治病 , 门内设有神桌香案 , 并挂“都天大帝”神幔 , 吸引了远近不少患者 。 乔姓房东的18岁次女 , 也在一次去城隍庙打花会烧香许愿回来途中 , 表示遇一仙人附身 , 亦可为人治病 , 于是堂中亦设神位香案 。 这一对年轻男女 , 每日手舞足蹈 , 自称有神附身所以不食不眠为人治病 。 其治病方法很简单 , “给以香灰一包令其携回冲服” 。 两位男女则“视人衣服如何以定取资之多寡” , 虽然离警厅很近 , 但他们并没有受到追究 。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 庙堂的很多执法者都是巫神的信奉者 , 这可能造成各地对假借神灵香灰治病的打击并不一致 。 1918年 , 上海松江西外有一所早已圯毁的观音堂 , 突然香火陡盛起来 , 求签问病者每天都有数百人 , 几个女巫在内主持事务 , 前来祈祷的人不管所患何病 , 均予以香灰一撮 。 附近警所的警佐那鹤年 , 以其“謡惑听闻且妨害病人生命” , 派人将女巫驱散 , 庙门封锁 , 但并未抓人 。 但事情并未结束 。 在这之后 , 仍不断有人前来观音堂 , 在庙外礼拜 。 没有香灰 , 他们则取庙前的尘土做药 。 警方认为一再禁止无效 , 也不再过问 。 香灰治病 , 不仅是巫医的说辞 , 也被传统中医所认可 。 著名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土部》中有土部即明确表示“香炉灰主治跌扑金刃伤损 , 罨之 , 止血生肌 。 香炉岸 , 主疥疮 。 ”当然 , 这里强调治疗外伤 , 和巫医认为香灰通神灵而包治百病还是有差别 。 但治疗外伤的说法毫无证据支持 , 还可能造成感染 。
《本草纲目》 随着现代医学的引入 , 《本草纲木》这类传统医书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 1917年3月31日 , 《申报》在“家庭常识”栏目警告国人不要用香灰治疗外伤:“吾国习俗 , 凡小儿跌破头额或刀伤出血 , 恒用香灰及门角之尘埃敷之 , 殊属危险 。 盖伤口不洁 , 微生虫侵入内部即肿痛溃烂 , 甚至经年不愈 。 ” 1918年 , 致命流感盛行 , 宁波定海县知事冯秉乾在《救治时疫之布告》也语重心长表示:“须知身命要紧 , 不可迷信求神 。 妄食香灰神水 , 转致误害己身 。 ” 但这些努力均收效甚微 。 1920年流行病再起时 , 定海附近的嘉兴 , 民众纷纷到附近神庙内烧香点烛 , 捣头求佑 , 将炉内香灰当作仙丹携归医治疾病 。 一个叫“针鸣”的作者在媒体呼吁:“病者饮之 , 口中干燥 , 津涎缺乏 , 以致殒命者比比皆是 。 要之 , 香灰系燥烈之物 , 食之者有损无益 , 但愿知其害者之转辗劝勉也可 。 ”可见“香灰神水”这种习俗在民初并未得到根本转变 。 到了1940年代 , 借由香灰治病的巫术和中医理念谋取钱财虽有面临刑罚的危险 , 但仍是乡土中国流行的疗疾方法 。 1948年3月的一则市井新闻显示出 , 香灰可以止血仍是一种普遍的信仰 , 一位江湖卖艺者还因此险些丢了性病: 一个在上海街头巷尾卖艺行乞的吴姓无锡人 , 多年来都习惯持刀自劈头颅 , 借以博取钱钱 , 江湖上称这种做法为“开天窗” 。 1948年3月17日午后2时许 , 他在民国路一带以此卖艺行乞 , 不料刀劈过猛 , 误断血管 , 流血如注 。 他当时即以香灰止血 , 仍继续卖艺乞讨 , 但血并未止住 , 行至新北门旧教场处 , 因流血过多而不支倒地 , 后被岗警发觉 , 叫来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医治 , 此时性命巳告危殆 。 1949年4月 , 作家“翼君”在《梦游与巫师》一文中 , 提到他家乡香灰治病的习俗: “在我故乡的庙宇里 , 供奉著许多闻名遐迩的菩萨 。 那些菩萨的名字 , 因为太著名了 , 所以即使对于故乡不太十分熟悉的我 , 也略知几个 , 如:三老爷 , 贺大元帅 , 石灵官 , 二灵官 , 袁长师等等 。 乡人每遇危难当前 , 就念着他们的法号的 。 生了病 , 把他们的金驾接到家里 , 沏一杯茶 , 在菩萨面前供一供 , 弹些香灰掉入茶里 , 病人喝下就会好……” 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还有不到半年时间 。 在新的唯物主义理念指引下 , 作为巫术药引的香灰受到严厉打击 , 但中医典籍中用以治病的香灰理论上却可以受到提倡 。 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 香灰治病的神话 , 不仅在乡间而且在很多传统信仰氛围浓厚的城市社区仍在流传 。 即便在科学昌明、信息开放的现代 , 一个陋习的消除仍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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