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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帝国( 八 )

野味帝国
穿山甲和其他走私野生动物一样 ， 进入中国的中转站 ， 多是云南德宏州、普洱江城、广西东兴、香港等地区 。 由于活体走私不好隐蔽、风险较大 ， 野生动物的死体、以及相关制品也就跟着涌入中国 。 这些动物死体大多通过快递物流方式从境外进入 ， 直达购买者手上 。 而狮头、虎皮、犀牛头角等野生动物制品 ， 便使用客运物流、私家车等方式运送入境 。所以 ， 盗猎的大军 ， 有游击队 ， 有正规军 ， 还有海外的雇佣兵 ， 攻城略地 ， 汹涌生长 。 然而法律和监管的不到位 ， 让整个盗猎链条真正应对的力量 ， 只得动物保护志愿者 ， 和力量单薄的森林公安 。反盗猎者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链条的发现 ， 往往有有公众举报、交警查车、动物保护志愿者举报几种 。 而志愿者的举报 ， 在其中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盗猎、贩卖涉及的环节较多 ， 并多地辗转 ， 需要耗费时间精力跟踪盯梢 ， 甚至是取证 。 有时候甚至还得跟踪车辆从一个城市到上千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 。 但大多地方的森林公安 ， 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人员配备少、经费紧张等共性问题 ， 能顾及的范围较为有限 ， 只得民间的公益力量补充 。长期活动在津冀辽等北方地区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刘懿丹 ， 就取证与举报过唐山、天津等催肥、盗猎的大案要案 。 当地有盗猎者称 ， 如果刘懿丹休息个一年 ， 他就能多赚200万 。野味帝国
这些动物保护志愿者 ， 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 。 与其他类型的公益行为不一样 ， 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很少机构化、职业化的 。 这些志愿者 ， 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 。 比如其中诸多信佛子弟 ， 认为生命平等 ， 鸟兽亦然；有志愿者是从生态平衡 ， 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有从事野生动物相关知识的研究 ， 由此认为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 做到些贡献；还有人出于对动物的爱 ， 觉得盗猎贩卖食用等行为残忍等 。天将明的志愿者团队 ， 一开始以候鸟保护为主 。 2016年是候鸟盗猎猖獗的时候 ， 他们亲眼看着大批大批候鸟被灭绝性捕杀 。 并在后期开始注重利用网络 ， 关注保护所有野生动物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创造神奇效果的工具 ， 这对于盗猎分子也是一样的 。 就像高压电捕兽机 ， 不仅可以快捷网购 ， 还能通过网络获知技术更新升级出来的最新款；而不同贩卖环节直接的沟通与交流 ， 以及野生动物的终端销售 ， 也都开始涌向网络 。 除了常用的社交工具 ， 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 ， 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 。同时 ， 对于动物保护志愿者而言 ， 互联网也是一个很好发挥作用的阵地 。 网络对动物保护资源的整合效率极高 ， 包括社会资金的支持、一线动物保护志愿者之间的聚合与通联等 。 并且 ， 还能很好地通过盗猎等内容的传播 ， 让社会公众加深对动物保护的认识 。这几年里 ， 天将明的团队在各种网络平台、论坛搜集野生动物伤害线索举报给执法部门 ， 并联合全国多地志愿者 ， 进行一线的反盗猎巡护 ， 包括暗访举报非法鸟市、农贸市场售卖野生动物等 。 最近为人熟知的 ， 是推动淘宝、闲鱼、微店、转转等购物平台下架猎捕工具 。 同时 ， 他们推出了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反盗猎重案组” ， 长期关注野生动物贩卖相关链条 。 这种渗透式的监督与举报 ， 导致网络方面的非法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人员 ， 也越来越谨慎 。而刘懿丹带领两三人的团队 ， 则更多地集中在一线 ， 主要和鸟类盗猎进行斗争 。 长年累月地处在跟盗猎人员冲突的状态里 ， 圈子里将其称为“野保（野生动物保护）急先锋” 。 2007年 ， 刘懿丹听说天津千里堤有很多小鸟被抓 ， 并且会送往餐馆 。 便开始掏钱买鸟来放生 。 仅2013年就放生二十余万只 。 不过 ， 这种方式其实是变相地支持盗猎行为 。2014年 ， 一个囤鸟的贩子告诉刘懿丹 ， 她买的这些鸟 ， 在天津市只是冰山一角 ， 每日天津有五个鸟站大量收购野鸟 ， 多时几十万甚至更多 ， 而她就算散尽家财 ， 一天最多也只能救一万只 。 从此刘懿丹走上了鸟类保护的公益之路 。 鸟类保护的一线行动 ， 不外乎通过网络 ， 或者巡查等各种方式 ， 找到各种围猎鸟类的鸟网、催肥窝点、养殖场囤鸟点等拆除、取证、举报等 。这看似简单的事项 ， 却要每天以战斗的状态应对 。 很多时候 ， 一处鸟网有个十几张 ， 一张几百上千平方 ， 几万平方米的捕鸟网 ， 一拆就是一天 。 经常她和团队都要拆到凌晨两三点才拆好 。 有时候今天拆完 ， 明天又冒出了新的 。 当然 ， 捕鸟者可不会任意让你拆卸 ， 在他们的角度 ， 这些网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 。 所以 ， 对峙、冲突等情况也时常会发生 。 而且 ， 拆完这处 ， 再往下一处 ， 就是又一次的翻身越岭 。野味帝国
工作强度过高 ， 让团队里的同事也时常和她争执 。 甚至长期跟随刘懿丹巡护的司机甚至也抱怨工作时间长强度大 。 刘懿丹的团队有两三名全职志愿者 ， 资金有时候是网友的支持 ， 但也较为有限 。 由于团队人数少 ， 平时的花费多是刘懿丹自己垫付 ， 每天的车油钱就占到花费的一半以上 。不过 ， 刘懿丹继续再拆十年 ， 也拆不完那些阳光下若隐若现的捕鸟网 。 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 。 从地下到网上 ， 从东南到西北 ， 从城市到乡村 ， 从森林到戈壁…即使你问心无愧 ， 却也微不足道 。行动艰辛而危险 ， 容易造成人员冲突 ， 加上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认识和关联感都有限 。 因此 ， 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行动 ， 在公益行业里就是个小众分类 。 这个圈子里 ， 来来回回不过是天将明、刘懿丹等人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少人 。 所有行动经费、人员工资等主要依靠社会募捐 ， 比如腾讯99公益日 。 但总体来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这块的关注度和认同度还是不高 。 另外 ， 志愿者最倚仗的执法人员、野生动物主管人员 ， 能力参差不齐 。 甚至不少主管人员都缺乏基本常识 ， 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 ”天将明说 。志愿者冲在前边 ， 警察呢？我问过几个当森林公安的朋友 ， 他们都跟我说 ， 他们从不觉得自己是警察 。2019年底之前 ， 森林公安就是林业局分管一个部门 ， 财权和人事权是隶属同级的林业主管部门 。 作为一个“存在感不强”的业务模块 ， 他们普遍存在人员配备少 ， 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经费有限等问题 。关键是 ， 此前他们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 。 依照《森林法》第20条规定 ， 森林公安行政执法权只能是在林业主管部门授权下或以林业主管部门的名义进行 。 严格执法和执法公信力一直都饱受质疑 。 为什么？比如林业部门监管的养殖场 ， 往往因林业局的行政干预 ， 森林公安难以查处 ， 责任人很难得到追究 。森林公安也不容易 。中国野生动物按照陆生和水生来划分 ， 陆生的归林业部门管 ， 水生的归农业部门管 。 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是法律规定的 ， 具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 ， 同时也是对这些人工驯养繁殖场进行监管的部门 。林业部门往往和野生动物养殖场、经营利用商户等关系甚密 。 从办证到例行检查 ， 到证件年审等都要往来 。 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 ， 造成林业部门普遍执法查处不积极 。在2020年之前 ， 森林公安一直归林业部门分管 。 2019年12月30日 ， 森林公安局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转隶公安部 ， 森林公安拥有了更多的执法空间 。 改革之后 ， 一般来说林业管行政案件 ， 森林公安管刑事案件 。也就是说 ， 现在去市场查到许多野生动物 ， 只要没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 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 ， 还得交给林业去办 。 并且 ， 在业务上 ， 森林公安当前依然要接受林业部门的指导 ， 这会否影响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执法的力度？很难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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