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当疫情来临之时，阴谋论就会大行其道( 二 )
学者们从病毒基因测序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 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早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传染病大爆发 | 生命日报新冠病毒不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 在去年12月初华南海鲜市场感染事件之前存在当然有可能 。 但这与阴谋论者所声称的新冠病毒人工造却八竿子也打不着 。 在病毒从原始宿主蝙蝠到传染到人类之间的中间宿主的缺环 ， 可以让科学家合理的推测病毒传播的时间 ， 而同时我们需要看到 ， 将新冠肺炎的传染病源头定位于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是一种疾控策略 ， 是基于我们具有的明确科学证据来追溯源头和控制传染源 。 这种基于现有证据的应用手段 ， 本来就不会排斥通过更多科学证据来进一步追踪病毒人间演化的路径 。阴谋论的心理基础既然阴谋论的说辞其实禁不住逻辑的推敲 ， 为何在每次疫情袭击时 ， 它总会大行其道呢？这就要从经历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公共事件后人们的心理状况来分析 。在我最近参加的AAAS年会上 ， 网络谣言与阴谋论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 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Emma Spiro指出 ， 在经历重大的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或接受的危机事件时 ， 普通人本能地要通过各种说法来寻找意义 。 虽然这位心理学家用的数据是2013年波士顿恐袭 ， 但用来说明突然打乱我们现有生活的新冠疫情 ， 显然同样合适 。 对于普通人来讲 ， 实在难以理解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 ， 还会突然出现这种难以控制、难以溯源的大规模感染 。
在经历重大的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或接受的危机事件时 ， 普通人本能地要通过各种说法来寻找意义 | 图虫创意既然要寻找意义 ， 为何不能顺着科学家一步步的科研进展顺藤摸瓜呢？不是这些科学家的工作太末节了 ， 而是因为人类的风险感知往往不是理性驱动的 。美国著名风险心理学家Paul Slovic曾在1987年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探讨人们的风险感知 。 他提出了驱动人们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 ， 一个是风险事件的悲惨程度 ， 另一个是人们对其不熟悉的程度 。 因而 ， 人们对车祸这种人们更容易碰到、更加熟悉的灾难的风险感 ， 就低于人们对民航空难的风险感 ， 更低于比民航空难发生概率低几个数量级的核电站事故的风险感 。 而实际上 ， 有统计表明 ， 民航空难造成的死伤 ， 还远低于人们驱车去机场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伤亡 。近年来 ， Slovic还进一步提出 ， 悲惨事件对人们风险感的影响 ， 要远远大于抽象的统计数字 。
悲惨事件对人们风险感的影响 ， 要远远大于抽象的统计数字 | Pixabay这样的风险感知应用到疫情时人们的心理表现时 ， 其结果就是人们对疫情风险感的空前提升 ， 因而也就更加需要寻求一个意义 。 而此时 ， 另外的风险感知机制就要发挥作用了 。 这些机制 ， 首先就是我在本人“科学传播的科普”专栏中反复提及的负面倾向 。人们在进化过程中要格外关注负面信息才能更容易摆脱风险 。 所以他们会无视科学家针对新冠病毒取得的持续科研进展 ， 而更加关注悲惨的特例 。与此同时 ， 人们面对风险并不是积极广泛地搜集证据得出理性结论 ， 而往往会因为一些早期的特定信息形成思维框架 ， 然后反复把新获得的各种提示性信息与这些成行的框架进行快速比较得出结论 ， 这也强化自己早先的判断 。 而阴谋论说辞对人们的影响恰恰让这些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 。面对无法理解的灾难 ， 人们要急需寻找一个解释 。 阴谋论和其他谣言等负面信息迅速填补了这种需要 ， 当阴谋论的一些要素构成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后 ， 他们就快速地应用这种框架来解释新获取的信息 。 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 ， 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
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 ， 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 图虫创意这其实与转基因现象有很大可比性 。 当10年前转基因争议因为安全证书的颁发被大量负面报道迅速推进公众话语空间时 ， 人们难以理解政府居然要推进这种被媒体和反转控们声称为有风险的技术 ， 于是阴谋论说辞就乘虚而入 ， 至今也没有完全消歇 。当然上述的风险感知机制并非都是坏事 。 政府的疾控工作也要利用这些因素来迅速调动人们共同防疫 。 应该说 ， 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 却对它们的心理机制研究不足 ， 在利用风险感知因素时 ， 并不能很好地区分积极的结果和笃信阴谋论这种消极行为 。心理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我们前面介绍的心理机制 ， 其实在学界也一直被诟病 ， 其一是它们往往是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的机制 ， 其二是认知框架形成后 ， 难道正面信息真的就无孔可入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 ， 还要从心理机制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来分析 。首先从负面角度讲 ，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极大地放大了负面信息 。 其实早在互联网成为人们主要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前 ， Slovic就注意到政客之间的攻讦让媒体更容易放大负面信息 。 在微信时代 ， 负面信息提供者从占人口数量极少的政客扩展到很多公众号作者甚至是一条普通帖子的撰写者 ， 这种效应自然会被不断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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