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疫情发生时，觉得身边到处都是火灾、车祸……别怕，你不是一个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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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 要求参与者估算一些我国常见事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时 ， 平均而言 ， 武汉人认为“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是29.1万人 ， 非武汉人是15.2万人 ， 两者相差了近两倍 。 而在“火灾”死亡人数估算上 ， 武汉人与非武汉人的对比是5.3万与3.1万人 。 可见 ， 经历风险事件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的风险认知 ， 还改变了他们一般的风险认知 。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4] ， 上一个统计年度 ， 交通事故和火灾的实际死亡人数分别是63194与7579人 。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 无论是武汉人还是非武汉人 ， 对这两种风险事项的感知都高过了它的实际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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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与非武汉人在交通事故、火灾预估死亡人数上的对比 ， 可以看出武汉人的预估分布整体更靠右侧 ， 说明武汉人预估了更多的死亡人数 。 用预估死亡人数表示个体对不同事件风险感知的方法参考经典研究[5] 。 | 作者供图（论文尚未正式发表）】
数据告诉我们 ， 经历风险事件确实能放大我们对事件的风险感知 ， 但原因是什么呢？
这要从人们如何感知危险性说起 。
大脑如何评估危险？靠情绪而非计算
当遇上危险时 ， 人类的大脑不像精算师一样 ， 能逐一计算所有的后果和概率 ， 因为这样太费时间了 。 相反 ， 它会凭借直觉在一瞬间就做出“危险”还是“安全”的判断 。 因为危险刹那间便会发生 ， 只有这种依靠直觉立即做出判断的模式 ，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机体 。 而大脑直觉的来源便是情绪[6] 。
比如说 ， 人们在深夜中考虑是否穿过一个黑暗的桥洞 ， 他们不会坐下来推算穿过桥洞的便利性与潜在风险之间的相对大小 ， 然后再做决定；相反 ， 他们会将选择完全交给情绪 。 如果对黑暗感到了恐惧 ， 那么便会知觉桥洞是危险的 ， 也就顺从内心而放弃尝试；不然便会径直穿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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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大脑对一件事情有多危险的感知是依赖于情绪的 ， 这也被风险领域著名研究者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称为“风险即感受”[7] 。 他和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 ， 普通民众对诸如交通事故、核危机等事件的风险概率估计 ， 与事件的真实风险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 然而 ， 具有相同情绪的群体 ， 却在风险估计上有高度的一致性[8][9] 。 斯洛维奇认为 ， 风险感知通过情绪由个体主观感受得来 。
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 无论你怎么摆喝酒致癌的数据或是陈述饮酒致死的案例 ， 都很难说服一个喝酒者让他减少饮酒量 。 而一旦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喝死的”朋友 ， 他很可能会立刻正视喝酒所带来的风险 ， 并开始戒酒 。
危险放大：按下情绪按钮
但问题在于 ， 情绪它非常不稳定 。 当风险事件离我们很远时 ， 我们对它可能没什么情绪感受 。 而一旦它发生在身边 ， 我们的情绪又可能被立刻调动起来 。 它会随着事件发生近远 ， 迅速从极低值猛增到极高值 。 就像在电视上看到一起车祸 ， 死亡人数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如果在现场目睹了一场车祸 ， 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无比巨大的情绪冲击 。
新冠病毒最开始也是电视或网络上几则很远的新闻；但随着疫情发展 ， 相关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酵 ， 病毒便和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了 。 特别是在各地封城 ， 或所在城市甚至身边出现感染者后 ， 它已经成为一件每个人都深度卷入的风险事件 。 这种与疫情“近”距离的碰撞 ， 让情绪成为了危险信号的放大器 。
公众对病毒的风险感知 ， 很可能会随着不稳定的情绪而坐上过山车 ， 从开始对风险过分乐观 ， 转变成后面对风险过分悲观 。 因此 ， 经历风险事件本身 ， 便按了下放大风险感知的“情绪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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