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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明最后为何投靠宿敌缅甸？( 九 )


永历政权存在的时期 ， 在中国和东亚世界并存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 。 如果把每一种力量当做一根线条 ， 那么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并存着多股粗大的线条 。 清朝方面 ， 有入关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铎、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残余势力（如吴三桂等）和大顺军余部（如李成栋等）等；南明方面 ， 有弘光、鲁王、隆武政权的残余势力（如瞿式耜、何腾蛟、张煌言、马吉翔等）、地方势力（如沐天波等）、郑氏集团、叛清拥明势力（如李成栋父子等）、由反明转为拥明的大西军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等） ， 等等 。 此外 ， 还有西南地区的反明势力（如沙定洲等）、反复无常的西南土司势力 。 中国之外的众多力量也出现于这个场景 。 除了本文上面谈到的中南半岛三强——安南、暹罗和缅甸外 ， 日本、葡萄牙等 ， 都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
南明政权建立后 ， 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 。 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1645年）起 ， 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 ， 前后十五年 ， 历尽艰辛 ， 终未成功 ， 最后于永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 ， 决心不再回国 ， 而定居日本水户 。 始终抗清的郑氏家族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 ， 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 ， 还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贸易盈余 ， 作为抗清的军饷 。 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 。
云南■南明最后为何投靠宿敌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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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
永历政权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深 。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 ， 隆武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偕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往澳门求援 ， 葡澳当局对南明政权的请求十分重视 ， 很快便征募得士兵300名 ， 大炮数门 ， 火枪一批 ， 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s Fereira）为统帅 ， 以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为随军司铎 。 行至中途 ， 得到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 。 随后永历朝廷于1646年12月24日在广东肇庆建立 ， 庞天寿于是转赴肇庆 ， 带300葡兵事永历政权 。 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抵达桂林 ， 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起了一定作用? 。 永历二年（1648年） ， 在永历帝倚重的大宦官庞天寿和传教士的劝说下 ， 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 ， 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大员以及太监多人 。 1648年10月 ， 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 ， 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 。 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直接赴罗马向教皇求援 。
这些都表明：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 ， 形成了多条国外力量的线条 。
上述国内外诸多线条中 ， 有许多线条彼此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 但却都交织到了“永历西狩”这个事件上 ， 因此“永历西狩”由此也成为这些线条相互纠结的节点 。 各种力量通过这个节点 ， 相互作用 ， 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大洗牌 。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 上述各种力量都代表着某种文化 。 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国内地形成的“传统”的儒家精英文化 ， 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满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 ， 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代表的是中国北方农民的草根文化 ， 华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数民族文化 ， 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 ， 缅甸、暹罗以及老挝、掸邦代表的是南传佛教文化 ， 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 。 这些内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冲突 ， 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 ， 深刻地表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文化的大变动 。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 1866—1952）曾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 ， 死历史就会复活 ， 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 。 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 ， 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 ， 才把他们唤醒…… 。 因此 ， 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 ， 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 ， 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 ， 将重新开口说话 。 ”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 ， 1914—1984）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 ， 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 。 ”事实确实如此 。 只要眼光改变了 ， 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 。 因此 ， 通过新的眼光 ， 使得我们能够从“永历西狩”这个“小问题”看到“东亚历史大变局”这段“大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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