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各自探路”，中国民间组织的海外抗疫( 三 )
2月29日 ， 挂职瓯海景山街道的黄丽春想起一批捐赠物资 ， 还躺在荷兰物资中转仓库里 。 这批物资是荷兰温州文成同乡会计划捐往景山街道的 ， 正准备发往温州 。 黄丽春赶紧向文成同乡会会长林运票提议 ， 将它转交给疫情严重的意大利 ， 根据物物置换行动方案 ， 国内至爱公益基金会再给景山街道捐赠一批口罩 ， 与文成同乡会联手开展捐赠 。
本以为自荷兰至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 不到10小时车程 ， 但几经周折 ， 对接联系好物资规格和物流运输后 ， 时间已是3月5日 ， 荷兰通往意大利的货运通道被切断 。 3月7日 ， 荷兰华侨联系DHL快递 ， “刚好停了”；3月8日 ， 再次联系TNT快递 ， 还是不行 。 3月9日 ， 意大利中意青年会副会长通过私人关系 ， 终于找到货运公司 。
“每一步都卡在点上 ， 都差一点” ， 黄丽春说 ， 后来这批物资正式抵达皮埃蒙特卫生厅是3月25日——确定援助的一个月后 。
在多次民间物资运输后 ， 周帅总结出一定经验 ， 他发现 ， 受助国官方态度对民间捐助影响很大 。
伊朗及塞尔维亚先后在社交媒体公开求援 ， 并持续互动 。 中国民间志愿者团队可以直接将物资发往伊朗驻华使领馆 ， 由使领馆发往伊朗并配发 。 “这就更好操作一些 。 ”
从2月28日起 ，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陆续向伊朗捐赠物资 。 第一批22台制氧机、第二批荧光PCR仪（运行试剂盒的诊断设备）、28台制氧机、500台血氧饱和仪以及第三批1600台血氧饱和仪 ， 都是分别通过伊朗驻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使领馆 ， 发往德黑兰 。
此外 ， 在周帅看来 ， 物资驰援海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标准认证 。 欧盟、美国有着严格的产品认证和完善的监督机制 ， 海关核查物资的产品 ， 如果资质不全 ， 会被没收乃至追责 。
近日 ， 在多个驰援海外的微信群里 ， 大家不时会讨论各国物资援助的标准 ， 转发某些捐赠物资被拒收的信息 ， 讨论如何应对 ， 如是否需要写免责声明等等 。
周帅认为 ， 疫情期间的捐赠是复杂的“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 ， 包括产品认证、采购、物流、清关等各方面内容 。 所以 ， 民间志愿者团队即便有心捐赠 ， 但能做到的依然有限 。
民间援助的价值 3月22日 ， 在一场分享会上 ， 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教授认为 ， 以往参与海外救援的公益组织多是“中字头”的社会组织 ， 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 几乎没有像这次一样 ， 从大机构到民间志愿者组织 ， 展开自发并全方位的对外援助 。
但黄浩明也发现 ， 中国慈善组织参与海外抗疫暴露出一些问题 ， “比如社会组织的国际渠道不畅 ， 缺乏专业合作机构；社会组织走向国际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缺乏专业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
王珂认为 ， 参与海外抗疫 ， 的确“很难做得更多” 。 原因主要是 ， “社会组织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
王珂告诉****采访人员 ， 就平澜基金会而言 ， 他们的资源依赖于公众捐款 ， 如果国内公众对于国际问题关注较少 ， “我们就无法获得资源去做” 。
但王珂认为民间海外抗疫代表了民间的善意 ， 不能以捐了多少东西、多大的量来衡量 ， “它与国家援助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
随着海外疫情的暴发 ， 越来越多民间社会组织以新的形式和联合方式加入海外战疫 ， 寻找做事的新空间 ， 包括翻译中国的研究资料等等 。
2月25日 ， 中国、日本、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社区应对新冠肺炎国际联盟” ， 这场会议由全球的大学、非营利组织、地方政府机构自愿集结 ， 以研讨视频会议、信息与知识共享等方式 ， 交流彼此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技术 。
平澜基金会打算组建一支5-7人的小型医疗队 ， 随时准备奔赴疫区中心 。 据王珂介绍 ， 待命的小型医疗队中将安排两名队员负责消杀工作 ， 采取经验交流和培训方式 ， 支援当地防疫工作 ， “在武汉 ， 我们在消杀上总结了很多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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