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失之过严 不可失之过宽”这句话在现在的教育方面看来还是不是可行
如果靠“严”就能成为好老师的话，那监狱一定是人才宝库了。老师水平的高下，其实不在“宽/严”这个维度。在我看来，老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发现本学科的美、培养兴趣、掌握学习方法；剩下的路，要靠学生自己去走了。而父母，不一定要充当儿女的老师。与其严格要求，训练出冷冰冰的精英，还不如宽松慈爱，养育出快乐、亲社会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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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评〕子产谓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诸葛亮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蜀国有人批评诸葛亮在发布赦令上很吝啬，而法令又过严。诸葛亮对此回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小恩小惠。所以汉朝的匡衡、吴汉治国理政就认为无故开赦罪犯不是件好事。先帝刘备也曾说道：‘我曾与陈纪（字元方）、郑玄（字康成）交往，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明了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有说过大赦罪犯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表父子年年都有大赦之令，结果身死国灭，赦免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后来费祎主政时，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蜀汉的国势也因此逐渐削弱不振。
评译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对后继者太叔说：“只有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感到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平静的河水，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因此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很困难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心用严厉的方法，从而导致郑国盗匪猖獗，民怨沸腾，太叔非常后悔，但为时已晚。孔子说：“政令过于宽容，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凋残不堪，这时则要用宽松的政令来缓和他们的处境。用宽容来约束残弊，用严厉来整顿轻慢，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战国时，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要加以刑罚，这样就未免太过严苛了；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就会心有不忍，往往流着泪把罪犯给释放掉，这样又太过宽容甚至显得有些懦弱了。《论语》有“对小的过错予以宽容”的说法，而《春秋》曾讥斥“那些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当，才能实现政事的和谐。
【“宁可失之过严 不可失之过宽”这句话在现在的教育方面看来还是不是可行】 教育子女也是一样；严使其成才易，宽使其成才难；所以，宁可失之过严，不可失之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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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这副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子曰：因材施教。做好老师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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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行，还是总体宽松的管理手段效果更好。正如楼上的几个回答一样，严格是为了惩治歪风邪气，宽容是为了教化百姓，两者缺一不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古训中总有“严师出高徒”等观点，总是强调通过严格要求将一个人塑造成才。而到了现在，各种对宽松要求的呼声也日趋激烈，而无论是严格还是宽松的管理方式，都已经被证明是各有利弊的，不乏各种各样的实例。然而当今的社会中，很多管理者总是信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管理过于宽松，被管理者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因而还是更严格一些比较好。随之衍生的就是各种覆盖面过宽、对细枝末节要求过于苛刻的规则与管理方式（如中学校规中对服装、发型与行为的过度限制，以及大学里面来自领导与导员的各种限制与强制要求）；过分坚持原则，不给予任何通融，动辄认为其“破坏规矩”；还有管理者过度担心出问题，以及将宽松等同于放纵、等同于危害的极端思想。而这样的态度，也逐渐被中国人异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一件事是“为你好”就被百般推崇，丝毫不顾其可实现性；上级制定了规则，下级毫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是“故意捣乱”“犯上作乱”“犟嘴”等，惩罚更加严厉；给予自由就是在放纵其做坏事，因此只有严格把控才能“防微杜渐”；容不下各种犯错误，只要犯错误就是出于恶意的，或者其“本应该”不犯错误，因而总是担心不能给予其足够的惩戒……这样的异化多见于父母、小学老师与中学老师以及各种领导当中，充分体现了其幼稚性以及对客观规律的无视，造就的是人际关系的破坏与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各种长官意志大行其道，社会各方面重归专制形态。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中国人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弊病，就是：给予过多的自由，会导致人们的行为不受规范，进而导致各种混乱。这是多么武断而又无视客观规律的极端断言！以言论自由为例，如果总是担心谣言和侮辱性的言论被广泛传播，进而动辄封杀个人与集体说话的权利，那样只有纵容这些言论通过更多小道消息的传播（否则就容易得罪领导者），进而更难受到控制；相反，给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民众们说话才不必担心得罪领导者，进而能够积极说出事实与真实的心态，为国家献言献策，而相关的决策层也能够将其作为有益的指导而不是“反动”的前奏，进而缓解社会矛盾。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人通过开放的言论自由传播反动的言论，也只应该惩罚其具体的错误言论，而不应当动辄封死整条路。否则，一味地防民之口，只会逼出更多的“反动分子”以及更多的“文字狱”。看我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到当今的改革开放，再看美国的高度民主化，这种制度的变化已经为众多人所见证，这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与光辉的现实经验吗？因此，“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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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认同这种教育观点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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