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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印象官方帐号」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兴衰与赋税制度之间的关联，唐德宗为分界点( 二 )


当然 ， 均田制的崩溃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
1.授田严重不足
唐初 ， 由于长期战乱 ， 无主的土地较多 ， 均田制得以维持 ， 几十年过后 ， 随着地主阶级以兼并土地或者以赏赐名义获得的大量土地以及长期以授田给农民 ， 朝廷手里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 ， 同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稳定 ， 人口急剧增长 ， 共同导致授田严重不足 ，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
在唐代核心地区——关中平原 ， 由于人口聚增 ， 且官僚地主阶级在贞观年间朝廷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授于农民 ， 而且敦煌、高昌这些边远山区从唐高宗 ， 武则天时期就出现了无田可授之被动局面 ， 比如说一家六口 ， 夫妻俩人带四个孩子 ， 应该授田六十亩 ， 而实际授田仅有二十亩 ， 不及原标准的三分之一 ， 土地资源短缺到如此地步 ， 均田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
2.土地分割严重
除了上述提及的授田不足问题以外 ， 土地碎片化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 由于唐中期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 朝廷掌握的土地十分有限 ， 因此很难做到应该一次授田到位给于农民 ， 而是采取分次授于 ， 因为多次授田的地址不可能统一 ， 就导致了土地土地分割非常严重问题的产生 ， 尽管一户能分得几亩或几十亩土地 ， 本就不多的土地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 这样一来 ， 四处的土地不相近 ， 有些土地之间相隔几十里 ， 为种植几亩农田来回跑几十里路 ， 显然不合算也不合理 ， 并且根本做不到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大量分散的土地使农民无法耕种而转手倒卖 ， 也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创造了最佳的机会 ， 这显然是不利于“均田制”的实施 。
3.沉重的剥削
所谓沉重的剥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在均田制下尤其是对农民授田不足 ， 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 虽然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应该授于的土地 ， 但是朝廷却不会因为授田不足而减少租庸调制赋税的征收 ， 其对农民的剥削力度不停地增加 ， 另外唐朝初期休养生息阶段过去以后 ， 就开始了频繁的征战 ， 繁重的兵役和杂役压的老百姓都喘不过气来 ， 沉重的负担压在老百姓身上 ， 关键是由于土地兼并 ， 授田又严重不足 ， 土地分割现象频繁 ， 加之过度的剥削等因素 ， 大量贫困的自耕农无力抵抗来自朝廷和地主的双重剥削 ， 被迫转让或放弃了土地 ， 流离失所沦为流民 ， 不管朝廷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阻止农民逃亡 ， 农民的逃亡现象不仅没有停止 ， 反而是愈演愈烈 。 在这样的情况下“均田制”走向崩溃 ， 而与均田制相依为命的“租庸调制”也就名存实亡 。
唐代户税与地税的开征 ， 并非是在租庸调制崩溃以后才形成 ， 而是在唐中期与租庸调制并行的两个税种 ， 只是在租庸调制尚能维持时 ， 户税和地税占的比例小一些而已 ， 而在租庸调制度流产以后 ， 则户税和地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租庸调制的替代方法 。
户税和地税形成的主要原因 ， 在于它比租庸调制有更加广泛的征收对象和很大的群体 ， 而这样不同的方法完美地适应了当时社会变化发展的形势 ， 很好地解决了由于农民大量流亡而产生的征税问题 。
所谓征收群体不同是指唐代规定：所有流内九品以上官员 ， 男18岁以下60岁以上 ， 残疾人 ， 部曲宫女 ， 奴婢皆为不课户 ， 这些人员不用交租庸调制赋税 ， 所有的租庸调制赋税都由18岁至60岁的男女成人去承担 ， 并且已经流亡的农民也不用交租庸调制等相关赋税 ，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征税的基础——土地 ， 但是反过来说这样一来也成为农民大量逃亡的诱发因素 。
虽然说上述几类人不需要交税 ， 但是他们确要按时按户交纳户税和地税的 。 “凡天下诸州税钱 ， 各有准常 ， 三年一大税 ， 其率150万贯 ， 每年一小税 ， 其率30万贯 ， 以供军队经费以及驿站和邮递之用 。 每年还加别税50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庙开销” 。
户税分一年两次征收 ， 而其税率每年是不等的 ， 三年一大税 ， 其他则两年一小税大税的税额比小税基本上高出两倍以上 。 户税的用途主要是供给传驿 ， 邮递以及朝廷的办公经费 。 按天宝年间统计 ， 户均交税200万贯 ， 200万贯在当时来说也非常可观 ， 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人头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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