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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优选]首报新冠病例93天后才宣布紧急事态，日本在刻意隐瞒疫情吗？( 二 )


筛检范围到底应该多大在日本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 关键因素是日本死亡率并不高 ， 如果只是轻症 ， 防疫部门认为患者应该待在家里自行康复即可 。 部分专家认为 ， 扩大筛检的意义不大 。 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久住英二指出 ， 因为目前缺乏治疗的特效药 ， 筛检对疾病的治疗没有决定性意义 。 曾经批评日本政府处理钻石公主号不当的日本神户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岩田健太郎也指出 ， 如果对每个轻症患者都进行筛检 ， 日本医疗体系将无法负荷 。
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也解释称 ， 严格的筛检门槛是为了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紧急救护的病例 。 厚生省官员佐原康之随后也为政策辩护 ， “有那个检测能力不表示我们需要全部用上……没必要给那些只是担心的人做筛检 。 ”
严格控制筛检只是安倍主持的专家会议防疫政策的一部分 。 自第一个病例确诊6周后 ， 2月24日的会议将日本的防疫目标设定为：避免大型群聚感染 ， 降低重症病患的死亡率；同时考虑政府无法阻止人传人的情形下 ， 试着减缓传播速度 。
日本政府隔日以这些结论发布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基本政策” ， 该政策要点包括 ， 第一 ， 地方医疗机构应建议有类似感冒症状的轻症患者在家中床上休息 ， 避免到任何诊所和医院；具慢性病的老年高危人群也应避免到访任何医疗机构；第二 ， 考虑到原本指派的专职机构负荷过重 ， 疫情严重地区的其它医院也能接收疑似病患；第三 ， 民众如果有感冒症状一定要待在家中避免出门 ， 政府鼓励企业让员工在家工作 ， 同时希望企业能取消大型活动 。
在此政策下 ， 2月25日厚生劳动省成立“感染源应对组” ， 由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北海道大学和东北大学组成 。一旦地方政府发现感染源 ， 该应对组就会前往调查 ， 之后提出阻断感染源的措施建议 。
但是 ， 该调查组成立一个月后 ， 在3月底发表第一份报告指出 ， 无症状感染者导致完全分析出感染路径和排查可能相关接触人员困难重重 。 主导应对组的东北大学医学院教授押谷仁指出 ，3月中旬因为欧美国家疫情暴发的影响 ， 日本瞬间从相对顺利的第一阶段防堵进入难以排查的第二阶段 。 到3月底 ， 想了解全日本的感染状况 ， 只有对全部的人进行筛检 ， 但这并不现实 。 因此 ， 现在是日本政府和社会改变做法和态度的时候了 。
押谷仁解释 ， 接下来日本也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 ， 唯有尽早确认病例 ， 尽早排除可能形成的传播链条才有可能控制住疫情 。
修法和政策为骨架
日本政府看似不严厉的防疫措施饱受批评 ， 不过外界没有理解的是 ， 政府并不具备随意执行强力防疫措施的权力 。
不同于其他政府和社会 ， 出现各种突发意外和紧急事件时 ， 日本社会要求每个人应该“自肃”（自我约束） ， 但是政府并没有限制国民行动的权力 。 日本政府抗疫的每一步都需要考虑法律授权 ， 政策制定过程由首相召开专家会议 ， 接着设定各种机制让全国有遵循标准 。
日本是中国以外最早发现确诊病例的国家之一 。 首个病例是一名曾到访过武汉的中国籍人士 ， 1月6日回到日本 ， 在1月10日-15日间检测呈阳性 。 安倍政府在1月24日即召开高级别内阁会议研拟对策 。
政府的第一步是在《传染病控制法》下定义新冠肺炎为法定传染病的地位 ， 如此政府才能够在法律授权下采取相关防疫措施 ， 同时政府也才能使用政府预算支付强迫确诊病患住院的就诊费用 。 此前 ， 日本政府应对中东呼吸道综合征、SARS、H5N1和H7N9禽流感病毒也采取同样模式 。
在法律授权下 ， 日本政府1月30日单独成立了疫情控制总部 ， 以首相安倍为牵头人主导日本所有防疫工作 。 2月初 ， 安倍先是引用《隔离法》将钻石公主号邮轮隔离在横滨港外海 ， 后又根据《移民控制和难民条例》拒绝来自香港的邮轮威士特丹号进入日本 。
但是随着2月份疫情不断升温 ， 政府缺乏强制取消民间活动或禁止民众出行的法律依据 。 2月27日 ， 安倍宣布全国学校停课三周 ， 随即引来这项决定缺乏法律基础的批评 。
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 ， 政府也无权随意要求企业配合 。 在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口罩短缺的情况下 ， 日本政府3月3日启动1973年紧急法第22条 ， 强制要求制造商和进口商将口罩卖给厚生省 ， 让厚生省能下发给疫情严重的北海道 。
安倍政府自展开防疫政策以来一直担心政府贸然采取紧急防疫措施是否会违宪或破坏人权的问题 ， 因而在2月推动国会就是否应修宪进行辩论 ， 不过所有政党都反对将此问题抬高到修宪层级 ， 安倍政府转而推动2012年出台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修法工作 。 该法案最后在3月10日送到国会 ， 国会在3天后批准 ， 赋予安倍政府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国民不能外出的权力 。
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上昌广对《财经》采访人员指出 ， 日本国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痛苦回忆 ， 对封城非常排斥 ， 他个人也不赞成这样的防疫举措 ， 从实用性而言封城是为了避免大都市里因为人口密度高引起的感染 。 目前从日本现有的确诊病例来看 ， 问题并不在这里 。 根据新通过的法律 ， 最可能的封城做法和决策将是交由地方首长自行决定 ， 避免国家权力让民众觉得过于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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