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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伤害已经发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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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作为施虐者的鲍毓明不断利用羞辱、洗脑的方式来进行精神控制 ， 以此获得满足感和欲：“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 ， 说出去 ， 你就不干净了 。 ”或者说 ， “你喜欢爸爸 ， 爸爸也喜欢你 。 ”
随着时间的增长 ， 这样一套话语会开始消解受虐者的意志 。 李星星在采访中也提到 ， “我是对你最好的人”这样的话 ， 鲍毓明说上一句 ， 自己就知道下一句 。
这种以爱之名的权力控制 ， 让星星不得不去依附、适应强者的话语意志 。 这如同削去足跟后忍痛放入不合适的水晶鞋 ， 它看起来耸人听闻、不可思议 ， 却发生在很多我们熟悉的案件里 。
自杀的北京大学女生包丽与其男友牟林翰便是类似的关系 。 对方不断地对她进行负面评价 ， 用她不是的事实羞辱、控制她 ， 强制她拍不雅照片 ， 将“牟林翰的狗”这样的话语纹在身上 ，叫她堕胎、做绝育手术 ， 让她发誓自己会“孤独终老”。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伤害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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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可能很难理解受害者对控制者的依恋 。 可对于包丽来说 ， 对方偶尔给予的“恩惠”便是她评价自己的标准 ， 她能从那些“爱”的表示中找到自我的意义 。 她被控制在规划好的答案里思考 ， 最终只能得出结论：“我喜欢他 ， 我爱他 ， 我配不上他 。 ”
对伤害的合理化
李莹律师办理过数起未成年性侵案 ， 她在《南风窗》专访提到 ， 性侵受害者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被性侵了以后 ， 受害者就得让自己去爱上对方 。 因为只有爱上对方 ， 才能够为自己这个行为找到合理性 。 ”
而星星与鲍毓明这种反反复复的关系 ， 也很可能是出于受害者需要在心理上合理化现实 。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伤害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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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 ， 受害者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这样一种掺杂着依恋与恨意的模糊感受 。 只有直到事后走出困局和创伤 ， 才能认清自己当时的处境 。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其实也是受害者对侵犯的一种合理化 。
当受害者被熟悉的老师、长辈、亲戚、邻居侵犯后 ， 会被耻辱和痛苦所裹挟 ， 在对方的精神控制中无所适从 。 她们会觉得自己逃无可逃 ， 避无可避 ， 被残忍的现实和脑中的幻想生生撕裂 ， 活成了“两个我 。 ”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伤害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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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曾提出“ 认知失调理论”解释这样的感受：当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时 ， 就会产生失调的体验 。 因此 ， 受害者遭受后 ， 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 这跟我想象中的他不一样”或是“只有爱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从而感到惊慌和恐惧 。
为了消灭横亘于心中的耻辱感 ， 让自己的生活恢复常态 ， 受害者被迫改变自己的认知、观念、行为 ， 以此适应对方的意念 ， 来减轻自己的“不协调感”
因此 ， 被老师诱奸的房思琪 ， 想出的唯一解决之道 ， 便是爱上老师：“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 ， 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 。 我要爱老师 ， 否则我太痛苦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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