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报警(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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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 ， 就会被认为是自找自愿的 。 而排名第二的理由正是“他人可能会认定案件发生是自己的错” 。 而事实上 ， 这样的假想 ， 无论从司法角度、权力结构都无法真实存在 。
在法律维度上 ， 性侵是否成立只需要证明两个问题：
1）是否发生过性行为；
2）是否为双方自愿；
然而由于过程的私密性 ， 证明“非自愿”变得异常艰难 。
当我咨询一位女性律师 ， 是否只有存在挣扎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非自愿”的时候 ， 她的态度立刻暧昧起来：“法律层面上不能这样解读 。 因为鼓励拼死抵抗很可能会危及当事人的生命 。 但从取证的角度看 ， 显然挣扎痕迹会让司法机关作出对受害者有利的判断 。 ”
即便是鼓励反抗 ， 对受害者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
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 ， 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过程中 ， 会因为恐惧而导致身体无法动弹 ， 无法表示拒绝 ， 陷入一种解离状态 ， 即紧张性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 ， 通俗来说 ， 受害者会陷入“假死”状态 。
王尔德曾说 ，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关于性的 ， 而只有性本身 ， 关乎权力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指出 ， 性侵犯是源于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 。 精神分析师 Yonack 认为 ， 当弱势一方有所求 ， 无论是工作、成绩、晋升的机会 ， 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切的另一方就拥有“权力” 。 而这方所实施的性侵就是“权势性侵” 。
另一方面 ， 施暴者的权力又会阻碍受害者在当下传递拒绝意图、事后提起诉讼 。 刚刚被判强奸罪名成立 ， 入狱四年的台湾导演钮承泽 ， 早在2007年就被传强迫演员柯奂如全裸拍摄床戏 。
当年 ， 柯奂如在Facebook里这样说：
因对方是导演 ， 同时是男主角 ， 当拍摄进行时 ， 我感受到对方触碰令我不舒服之处 ， 我是无法主动喊停的 。
在现场 ， 已无其他人权力在您之上 。 当您作为中间人的时候 ， 我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和您的道歉 。
甚至有的时候 ， 连受害者都不清楚自己是否“自愿” 。 说服自己主动“爱” ， 可能受害者唯一的出口 。
前文提到对教授和南昌大学提起诉讼的案例中 ， 受害者小柔（化名）
也强迫自己爱上这位教授 ， 也曾发送过表达爱意的信息 。 代理律师万淼焱曾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像小柔这样遭受侵害后又强迫自己‘爱上’加害人 ， 发送过表达爱意的信息并保持关系长达几个月 ， 确实无法以强奸罪或猥亵罪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 ”
林奕含在其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这么写道：“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 。 我不能只喜欢老师 ， 我要爱上他 。 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 ， 不是吗？”
而最终 ， 在林奕含自缢死亡113天后 ， 台南地检署经过调查宣布不起诉陈星 。 因为即便根据心理谘商记录 ， 也有前后矛盾的证据出现 。 林奕含曾说自己“被强迫” ， 同时也曾表明“就是一场恋爱” 。
前后矛盾的证词、权力的不平等、没有激烈反抗和施暴者暴力胁迫的证据 ， 性侵就很容易被外界解读成“各取所需的交易” 。
“受害者原罪论”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 ， 由梅尔文·勒纳提出 。 他称“这是为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在法律与道德上取得表面合理性而狡辩” 。
那些倾向于审查受害者的人 ， 对于世界绝对公平有一种病态的迷信 ， 当它们对改变事实越无力 ， 对受害者的责备就越无理 。 因为不能惩罚强者 ， 就通过惩罚弱者来发泄自己的焦虑和恐惧 。
“帕特洛还不是为了拿到角色”、“她都是看上了男方的地位与身份” ， 旁观者长出一口气——对他们来说 ， 这个答案显然比这个世界就是有毫无理由的施暴者 ， 令人安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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