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得好病治不了心：后疫情时代怎么补救千疮百孔的心( 二 )
3月31日 ， 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 ， 次日就要回到家里 。 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 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 ，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 。 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 ， 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 ， 能不能扛得住 。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 ， 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 ， 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 ， 亲属之间相互感染 ， 一方去世 ， 另一方活了下来 。 “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 ， 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 。 特别是老年人 ， 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 ， 不是你 。 ”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 ， 儿子刚刚四十岁 ， 孙女不到十岁 。 白发人送黑发人 ， 这让他感到痛苦 。 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 ， 杜洺君说着 ， 做出向前的手势 。 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 ， 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 ， 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 ， 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 。 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 ， 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 。 杜洺君介绍说 ， 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 ， 宣泄情绪 ， 其次是厘清责任 ， 澄清那些愧疚 。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 ， 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 ， 咨询心理问题 ， 这几天就有好几起 。 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 ， 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 ， 重担一下子挪走 ， 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 ， 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 。 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 ， 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 。 “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 ， 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 ， 跟打了鸡血一样 ， 医护群体没有退路 ， 只能顶上去 ， 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 ， 经过了一个月 ， 甚至是两个月 ， 需要及时休整 ， 否则就跟弹簧一样 ， 失去了弹性限度 ， 就恢复不了了 ， 就算休息 ， 也还是觉得累 。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 ， 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 。 ”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疫情暴发以来 ， 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 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 ， 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 ， 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 ， 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 ， 包括压力过大(50.4%)、焦虑(44.6%)、失眠(34.0%)和心理困扰(71.0%)等等 。 其中 ，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 ， 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 。 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 ， 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 。 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 ， 以及家人的安危 。 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 ， 以及隔离的状态 ， 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 ， 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 ， 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 ， 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 ， 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 。 2月24日 ， 他随队来到武汉 ， 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 ， 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 。 他仍然记得 ， 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 ， 情绪也都很不好 。
每天下午和晚上 ， 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 ， 那时候人多一些 。 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 ， 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 。 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 ， 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 ， 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 ， 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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