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苏东坡建“方舱医院”，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吗？( 二 )
到了第二年春天，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用来煮粥和熬药 。不仅如此，他还“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苏东坡带着医生走访确诊病患的家宅，进行上门治疗服务，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
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输入病例一多，传染性就大，确诊病例死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 。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感觉好像还不太够，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用来建了一个“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 。
这个“方舱医院”，苏东坡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 。
安乐坊在疫情期间，收治贫困的确诊病人，“以僧主之”，主要是让僧人进行管理安排 。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根据被感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直到这些确诊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才可离开 。
有人会问：谁都可以被安乐坊收治么？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在境内发现被感染，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 。
经过三年多的治疗，杭州当时流行的那场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这个举措很有成效，于是被国家多次采纳，并且更名为“安济坊” 。
当安乐坊成为“安济坊”以后，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不仅有医护人员，还有厨师、专门喂养被感染儿童的乳母，以及相当于我们如今医院保洁员的“使女”，可见宋朝对于疫情极为重视 。
那以后，安济坊享受国家经费补贴，在此工作的医师享有编制待遇，被赐予了“紫袍”，这也是方舱医院最初的原型 。
而苏东坡的这些医学理论，被沈括集成了一套医书，也就是后来的《苏沈良方》 。
贰
明代崇祯年间瘟疫，吴又可著《瘟疫论》
清代有个明末遗民，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花村谈往》，其中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瘟疫，提及了几个很可怕的瘟疫死亡案 。
比如两个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死绝的大户人家偷窃，原本想着大发一笔横财，俩人说好一个负责偷，另一个负责接应，结果负责接应的小偷东西还没摸到手，人已经当场死亡了 。
又比如两个好朋友，共骑一匹马，坐在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说了个笑话，结果前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仔细一看，人已经死了，而马鞭还扬在半空中 。
最惨的还是一对新婚夫妇，夫妻拜堂成亲后，坐于新房帐中，很久没有出来 。家里人一掀开帐子，发现夫妻俩早已死亡，床头两边各躺一个 。
这些瘟疫死亡案绝不是空穴来风，还有一些明代小说，如《剪灯馀话》《情史》《金瓶梅词话》《东周列国志》等，有的是以瘟疫为背景，有的是以瘟疫为题材，这些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实背景，在《明史》中都有迹可循 。
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 。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
可以说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开始，灾难就没有停歇过，饥荒、洪涝、蝗灾、旱灾……百姓们过得流离失所，凄惨到什么样呢？
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片段：当时的灾民先是抢夺山上的蓬草吃，吃完蓬草吃树皮，吃完树皮又吃土，最终因为树皮泥土不消化，腹胀而死，死亡率极高 。
崇祯十四年七月七，疫情从河北蔓延到了北京，这个疫情的病毒叫“疙瘩病”，据说只要身上起了一块红疹子，就再也无药可救，只能等死 。
狡猾的“疙瘩病”还没结束，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又暴发了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 。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皆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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