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蓑翁TB」塑造自信：李济与中国考古学
导语：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众多考古学家的孜孜探求是分不开的 ， 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考古学家 ， 如裴文中、贾兰坡、夏鼐、尹达等 ， 也有我们一些不是很熟悉的考古学家 ， 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张光直等 。 其中李济更是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 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1. 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的人类学考察
20世纪20年代 ， 李济从哈佛大学毕业 ， 获得了体质人类学的博士学位 。 在毕业后不久 ， 李济便获得了宝贵的考察机会 。 在1925年到1926年间 ， 他以国际合作项目人的身份 ， 带队从北京出发 ， 前往山西 ， 途中经过介休、临汾和运城等地 ， 先后两次考察位于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 。 李济带队考察这一遗址 ， 是为了印证中国传说中的王朝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 ， 是否有考古学的证据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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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他们通过对遗址出土的石器、彩色陶器等物品的分析 ， 李济在发表的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 一是西阴遗址的陶器可与安诺及苏萨所出土的类似器物对比；二是尚无可靠的证据可以让我们断定中国的带彩陶器源自西方 ， 西阴村出土的陶器所呈现出的文化是自成一系的 ， 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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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阴村遗址
安诺和苏萨是20世纪初人类学家在中亚和近东所发现的著名考古遗址 。 西方考古学家在李济之前曾拿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国华北出土的器物做过对比 。 安特生等考古学家通过对仰韶遗址出土器物的分析 ，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 即中国文化西来说 。 多年以后 ， 李济对现代中国的考古事业加以总结 ， 概述说这一事业担负着两项重要责任：一是探寻“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 ， 二是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 也就是要通过考古追问并回答：谁是最早的中国人？中国文明是怎样发展的？
2.李济在山西介休的测量
李济的团队于1926年2月12日(阴历新年之际)到达介休 ， 停留了10天左右 。 期间除了对县城及郊外绵山的佛、道庙宇 ， 做了大致考察外 ， 李济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以驻扎城内的士兵和警察为样本 ， 做了人类学的体质测量 。 李济自己评论说 ， 这是继他在黄陂和黄冈之后 ，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所作的规模最大的一组人体测量” 。 测量的内容十分完整 ， 包括：
(1)测量：身高、听高、坐高、头长、头宽、头水平周长、最小额径、横经颧骨之面部直径、鼻腔距、鼻长、鼻宽；
(2)目测：发色、眼睛、眉毛、下颚、鼻型、颧骨、面型、牙床凸度、牙齿 。
对于介休测量的初步结果 ， 李济在发表的报告里做了说明 。 他首先就在介休观察的直观印象做了介绍 ， 称当地居民很像是“一群异种系的人”——其中有的人因长有连鬓胡而“堪与一般的亚美利亚人媲美”；继而对测量结果加以小结说：当地最常见的一种体质形态是圆头长面型 ， 即“体质人类学所谓的不协调型” 。 对此 ， 李济指出这一点都不奇怪 ， “因为长颅的和短颅的人在这里都能见到” 。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 ，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协调型的原因 ， 很可能是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所致 。
3.李济关于黄土高原地质年代的猜想
为了探寻中华民族的“原始形成” ， 就不得不跨越以往旧史的时间局限 ， 因为“原始”的含义已延伸到了神话以前 ， 远非文献史家所能企及 。 李济认为“中国老派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教育 ， 完全是培养盲目信从远古时代又一个黄金世纪——尧舜之世的说法” 。 为此他还做了跨文化比较 ， 指出这是现代科学出现前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 ， 即便欧洲早期的史学家和经院学派也如出一辙 。 这些人的特点是热衷于相信一种不受挑战的理论 ， 即“自然界万物和人类世界 ， 都是由来自虚空的无以名状的全能力量所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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