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商人阶级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在世界的工商文明史上 ， 中国无疑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 。 早在远古时代 ， 人们就以“商”为国号 。 而且 ， 在历代的王朝中 ， 中国的工商经济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 。 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有世界最大的城市群；还有世上最富有、人数最多的商帮集团等等 。晚清的龚自珍在《平均篇》里说：“五家之堡必有肆 ， 十家之邨必有贾 ， 三十家这城必有商 。 ”从这里可以看出 ， 古代的工商业已经很繁盛 。可是 ， 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 ， 在世界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 ， 它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 忍受着各国的欺凌？
1932年 ，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的书中说：“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 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并且还用了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 ， 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 ”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1955年 ， 国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了两个重点：“集权”和“抑商” 。古代中国 ， 从“管仲变法”开始 ，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 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 可以说 ， 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 。而让君主专制者能够维持集权统治的 ， 最主要的有以下四个基础性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 。
通过这四个基本的制度 ， 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 ， 统治者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人才基础和经济基础 ， 来达到增强君主专制的目的 。其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抑商政策管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就是“盐铁专营” 。 从“管仲变法”以后 ， 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 。政权所有者 ，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 ， 就必然会对财富的集中非常敏感 ， 于是 ， 民间资本就不会允许做大 ， 这样就形成了“抑商”政策 。
管仲和商鞅实施专营的目的 ， 在当时 ， 只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 ， 但是到汉武帝时期 ， 桑弘羊曾在《盐铁论·复古》说：“令意总一盐、铁 ， 非独为利人也 ， 将以建本抑末 ， 离朋党 ， 禁淫侈 ， 绝并兼之路也 。 ”也就是说 ， 把盐铁专营 ， 并不仅仅是获得利益 ， 还可以重归农本政策 ， 抑制商人 ， 拆散朋党 ， 杜绝兼并之路 。所以 ， 桑弘羊除了控制了盐铁产业 ， 他还对流通产业实行了两种手段：一是“均输” ， 二是“平准” 。 桑弘羊实行的均输和平准 ， 等于把那些经商者的途径几乎全部堵死 。 而他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让那商贾在商品买卖中 ， 无从得利 。自桑弘羊推行“均输”和“平准”以后 ， 从各类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大的经商者了 。其实 ， 所谓的“抑商” ， 都是统治者为了打散民间的力量 ， 采取“均贫富”的手段 ， 从而让自己的权威不受到任何威胁 。
桑弘羊的盐铁专营、均输、平准 ， 有力地控制了国家的重要产业经济 ， 但接下来他实行的另一个法令 ， 却让全国所有的中产阶层全部破产 。公元前119年 ， 汉武帝派出卫青、霍去病再次攻击匈奴 。 但此时 ， 山东正发生重大水灾 ， 七十万灾民四处逃荒 ， 流离失所 。 所以 ， 在需要大量的军费和救灾款的双重压力下 ， 桑弘羊和张汤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向全国征收财产税 ， 即“算缗” 。“算缗令”规定 ， 凡是从商者 ， 都要向朝廷汇报自己的财产数额 ， 并按规定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 。但是 ， “算缗令”颁布以后 ， 产业者都不主动呈报 ， 于是 ， 朝廷又颁布了“告缗令” ， 发动了一场“群众告发群众”的运动 。 一时间 ， 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受到了举报 ， 被告发抄没家产的不计其数 ， 皇宫里到处堆满了没收来的财产 。 致使民营资本集体破产 ， 国库大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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