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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中国芯奇点

1985：中国芯奇点
经济观察报 采访人员 陈伊凡作为市值近800亿上市公司产业生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之一 ， 高峰看上去非常放松 。那是1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 ， 我与这位投资人一起在上海的一处办公楼里 。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无线电系现为电子工程系 ， 85级同学自称“EE85”） 。 事先约的酒店大堂太吵 ， 刚好附近有一个他所在基金投资的公司 。他身后是繁茂的发财树、半面墙专利牌以及各种荣誉证照 。 当时的中国半导体上市板块正持续上涨 ， 即将集体创下历史性的新高 。即使在不久之前 ， 在美国的科技封杀之下 ， 一些中国的龙头科技公司曾一度处于灾难的边缘 。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并没有就像玻璃那样的脆弱 。 产业版图明显在重构 ， 高峰的心情仍然快乐 。“半导体更是这样 ， 迟早是中国的天下 。 ”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大 ， 人才比较多 ， 中国的技术产业也亟待提升 。 这是他离开全球最著名的半导体企业 ， 回到中国的重要理由之一 。从特许半导体、台积电到华虹NEC ， 在高峰之前的职业经历覆盖了半导体生产的关键链条 。 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 ， 2017年干脆邀请高峰加入石溪资本 ， 打造兆易创新的产业链生态 ， 石溪资本正是兆易创新出资建立的基金 。就在高峰刚刚考进清华的1985年 ， 摩尔定律已发布20年 ， 在1平方厘米的硅片可以集成3500万个晶体管 ， 半导体产业已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 。 那时 ， 英特尔推出全新一代微处理器80386 ， 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AMD）开始涉足CPU领域 ， 硅谷风投鼎盛 。但此时在中国 ， 半导体产业刚刚起步 ， 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成立仅5年 ， 落后国外产业领先水平几十年 。 彼时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专业 ， 迎来了赵伟国、虞仁荣、舒清明、赵立新、任志军、赵立东、冯晨晖、高峰、刘卫东、吕煌、郁群慧等一批新生 。如今35年过去了 ， 上面这些名字以及他们的同学校友们 ， 在过去几年撑起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 。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 ， 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 ， 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 。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 ， 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 。不完全统计 ， 在中国半导体产业过去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中 ， 至少半数公司的核心高管与团队成员都毕业自清华大学 。 这其中 ， 来自EE85的 ， 又是清华半导体人才主要培养院系至今 ， 毕业生从事该行业人数最多的一届 。韦尔半导体（603501）、兆易创新（603986）、格科微电子、燧原科技、新恒汇等一批半导体各链条上的企业从他们手中诞生 。这一群人所参与创立的半导体公司有的已上市 ， 总市值超过3700亿人民币 ， 占据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总市值20%以上 。在中国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总市值前20名中 ， 他们就占据了5席 ， 领域覆盖半导体产业链中的IC设计、制造、封装、终端设备等 。总的来说 ， 1985年是个微妙的年份 ， 对于当初选择半导体方向的一部分同学 ， 在当时似乎也是一个赌注 ， 要知道在他们1990年毕业的时候 ， 几乎所有半导体方向毕业的人 ， 都无法在国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在此后的35年时间中 ， 这一代人几乎经历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 ， 他们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故事 ， 是中国半导体发展鲜活的浓缩史 。在距离“奇点1985”35年之后 ， 尽管中国的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 ， 但仍没有改变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现实 。 在中国芯片急需要突破之际 ， 回味这段历史寻找他们奋斗的足迹 ， 有着特殊的意义 。典型曲线1990年 ， 对于高峰和选择其中半导体方向的同学们而言 ， 机会显然在国外：他们所学习的专业是全球产业的热门 。彼时 ， 日本半导体如日中天 ， 全球半数半导体产品已经由日本企业制造 ， 为了保持主导权 ， 美国开始扶持韩国企业与之对抗 ， 半导体产业全球博弈正酣 ， 全球互联网时代刚刚开启 。赵立东就趁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二年的政策东风 ， 去到美国留学 。 如今 ， 他已经回国并走到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尖峰 。赵立东创办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两年 ， 就推出了AI训练芯片“邃思DTU” 。 这款产品是继谷歌和英伟达之后 ， 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高端训练芯片 。坐在采访人员对面的赵立东 ，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 Polo衫的领子熨得平整 ， 说话会习惯性带着英文 。 用他的话说 ， 刚去美国时 ， 硅谷叫“Silicon Valley” ， 2000年之后 ， 硅谷半导体的热潮褪去 ， 互联网一片热火朝天 ， 就改口成了“ Software Valley” 。从1994年扎根硅谷到2007年参与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 ， 赵立东也想不到自己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捆绑得如此紧密 。 邃思DTU的横空出世 ， 是中国半导体跃进的一个体现 。“我们毕业时 ， 国内半导体行业跟国外水平相比差得太远 。 ”即使是赵立东回国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的2007年 ， 国内情况还是如此 。 但如赵立东所说 ， 今天的产业繁荣是多个因素叠加造就的 。“好比你是个厨师 ， 但是手里什么都没有 ， 还是做不出一桌很好的宴席 ， 一样的道理 。 ”赵立东说多年知识的积累 ， 人才的积累 ， 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以在全球半导体发展史上地位独特AMD为例 ， 其在收购ATI后 ， 成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术的公司 。 AMD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从之初不到200人 ， 发展成为5年后的2000多人 。 在这个国际大厂 ， 培养和成长了大量本土集成电路人才 ， 他们参与设计 ， 验证和量产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 ， 在实践中学习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流程 。“AMD现象”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积累的一个缩影 。这里 ， 有建制完整的团队 ， 有先进的流程管理、有实战经验 ， 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 。 行业长期发展积累 ， 衍生出来新的红利 ， 燧原科技并非唯一受益的公司 ， 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最近十年实现了快速发展 。其实 ， 赵立东更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前紫光集团副总裁 。 有意思的是 ， 他选定和采访人员见面的地点是在清华东门外的紫光咖啡厅 。从这里往南是启迪科技大楼 ， 向北正是紫光大厦 ， 后者也在和清华大学千丝万缕的关联中 ， 见证中国半导体产业从发展到跃进的轨迹 。紫光的冲刺2014年9月24日 ， 半导体产业发生两件大事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这天宣布 ， 向紫光旗下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的控股公司投资约15亿美元 。彼时 ， 董事长赵伟国已为紫光集团确定了世界级芯片巨头的目标 ， 并购是他眼中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 。 2015年在北京亦庄的一场研讨会上 ， 赵伟国的演讲冲击了很多人 。 他说：“资本投我们 ， 我们拿钱去做产业 ， 资本再到资本市场去套利”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 ， 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 。 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 ， 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 。成功并购后的整合也是问题 。 此前 ， 英特尔注资的控股公司 ， 其背后的通信基带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 ， 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对手 。 锐迪科担心被展讯“吃掉” ， 一时人心动荡 。 而负责重建锐迪科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团队的任务 ， 落在了赵伟国的老乡 ， 同时也是大学同学的任志军身上 。生于新疆库尔勒的任志军 ， 清瘦、高挑 ， 颇有学者气质 ， 同学们都亲切地喊他“阿任” 。 就是在那时 ， 任志军接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赵立东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 。 原本计划将AMD一条产品线移到北京的赵立东 ， 却遭到美国同事的掣肘 。“你赶紧回来 ， 机会有的是 。 ”阿任把老同学赵立东“喊”了回来 。 2014年12月 ， 和赵伟国见面后 ， 赵立东正式到紫光上班 ， 3个月后被任命为锐迪科总经理 。 赵立东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 ， 重新梳理了锐迪科的产品 ， 在对锐迪科管理层进行重建后 ， 锐迪科基本走出低谷 。 2017年3月 ， 赵立东升任紫光集团副总裁 。然而 ， 在如竞争激烈的产业链条中 ， 获得成功并非易事 。 半导体行业高度细分 ， 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细致 ， 本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产业链链条 ， 但随着近期美国不断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施加封锁线 ， 使得这个行业有脱钩的风险 。“刚毕业时 ， 技术都在海外 ， 那时做高端芯片是空谈 。 但这么多年 ， 政府、产业界的投资 ， 跨国公司或本国企业都在培养人才 ， 加上国际形势对自主可控的倒逼 ， 这是最好的时间点 。 ”赵立东眼中的半导体发展黄金时期 ， 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同样 ， 任志军眼中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大基金来点了一把火 ， 赵伟国来了又点了一把火 ， 有几株火烧得特别旺 ， 终于有了燎原之势 。 ”如今最新的扶持半导体大基金 ， 也正在进二期的投资中 。如今 ， 紫光完成了“从芯到云”的高科技产业链布局 。 芯片部分以长江存储、紫光展锐、紫光国微为主力 ， 网络部分以新华三及紫光股份为核心 。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发力以及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崛起 ， 让诸多人看到了创业的机会 。 赵立东就乘势加入了AI芯片创业潮 ， “高端训练芯片是一个垄断市场 ， 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 ”因手机而赢赵立东决定创业时 ， 任志军也决定从头开始做一家公司 。 而他创业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同学老虞——韦尔半导体创始人虞仁荣 。同学们眼中的老虞是一个“极聪明的人” 。 前天打了通宵麻将 ， 转天去参加全校大一数学竞赛还能拿一等奖 。 虞仁荣也属于同学眼中比较有钱的人 ， 其实是他会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挣小钱” 。 如今成为韦尔半导体掌舵人的虞仁荣 ， 大部分时间都在拜访客户 ， 因为“客户是商业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 。 ”2017年国内半导体公司密集上市 ， 坐落在上海张江的韦尔半导体便是其中之一 ， 如今那里汇聚了长三角最重要的一批创新力量 。采访那天 ， 虞仁荣有别的安排 ， 因此采访任务交给了同在韦尔多年的同学韩杰 。 采访结束后 ， 韩杰带着采访人员去办公室拜访虞仁荣 。 从他的办公室往外望去 ， 川杨河和西沟港交汇 ， 沿着张衡路走1.4公里是创新河 。这位登上202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创始人 ， 看起来平易近人 ， 穿着黑色的羽绒马甲和格子衬衫 ， 带着无框眼镜 ， 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 他说话语速不快 ， 却让人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 他强调客户和市场的重要性 ， 他说半导体产业不断变化 ， 永远在变 ， 这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一点 。2018年8月 ， 韦尔豪掷130亿元并购CIS领域全球前三的企业北京豪威 ， 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 。 在终端设备中 ， CIS相当于半导体里的“眼睛” ， 摄像头、虹膜识别、人脸识别都有应用 。 其在下游应用领域中手机市场占比最大 ， 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图像传感器市场市占率第一 。并购豪威 ， 韦尔拓宽了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市场范围 ， 豪威的产品被带到韦尔的客户中 ， 韦尔也通过豪威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 。但相比紫光并购的发展路径 ， 分销起家的虞仁荣 ， 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场倒推产品的道路：市场需要什么 ， 反过来设计产品 。 2003年后 ， 中国手机市场展开了一轮飞速发展 ， 虞仁荣看到了这汹涌而来的趋势 。 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 ， 虞仁荣并没有打算先做产品 ， 而是通过签代理线切入手机市场 。彼时 ， 德信无线和中兴通讯的一批人出来做IDH（Independent Design House） 。 IDH是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 。 IDH比IC设计厂商更加靠近市场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韩杰回忆 ， 当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设计公司 ， 龙旗、闻泰 ， 对韦尔成立的影响很大 。虞仁荣打算做手机时 ， 决定放弃之前的所有生意 ， 当时韦尔的上海公司还有一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 ， 砍掉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 ， 那时 ， 手机都是国外品牌 ， 大家看不到国内品牌的成长希望 。但与虞仁荣观点不谋而合的还有老同学赵立新——格科微电子创始人 ， “半导体公司 ， 手机赢了就都赢了 ， 手机输了就都输了 。 ”2003年 ， 赵立新从美国回国创立格科 。 而此前一年 ， 宁波波导年销量达678.55万台 ， 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 ， 市场份额达10.4% 。回国之前的赵立新 ， 曾在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做了三年制造 ， 又到美国ESS公司做了一年CIS设计 ， 随后进入UT斯达康 ， 丰富了制造和设计经验 。 在2003年赵立新回国创立格科之前 ， 宁波波导2002年的销量已达678.55万台 ， 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 ， 市场份额达10.4% 。但在彼时的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中 ， 摄像头还是无人问津的领域 。 尽管市场空间很大 ， 中国却没有能做设计的公司 。 赵立新便选择从从摄像头传感器做起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学魏军回忆 ， 2005年7月第一款产品问世后 ， 赵立新去拜访中星微电子 。 那一年 ， 中星微电子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 ， 势头正猛 。中星微电子的人说：“老赵你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产品 ， 并做到这个价格 ， 达到我们的要求 ， 就可以给中星微做ODM 。 ”这个产品是安装在电脑摄像头上的传感器 。 为了抓住中星微这个客户 ， 赵立新接下单子 。2006年和2007年两年 ， 许多同行纷纷进军PC领域 。 而台湾、韩国、美国的公司都在传感器行业与他们竞争 ， 眼看2007年就要亏损 ， 赵立新做了一个关键决定：进军手机市场 。2006年 ， 中国手机销售量为1.0919亿部 。 2007年底 ， 格科做出第一个按照手机规格设计出来的摄像头传感器 ， 2008年公司快速扩张 ， 营业额从几百万美元做到2000多万美元 。 乘着手机发展的东风 ， 到2010年 ， 格科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金 ， 2014年营业额达到阶段性的顶峰 。同样因手机市场而改变命运的 ， 还有卓胜微电子的联合创始人冯晨晖 。 如今卓胜微也已是A股市场上射频前端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 。2009年 ， 卓胜微第一款产品数字音频芯片问世 。 那时普遍应用的是调频FM广播 ， 冯晨晖和团队看中了数字音频广播的DAB标准 。 辛苦做了两年 ， 东西却卖不出去 。 2010年 ， 天使轮融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 ， 已有的产品没有市场和客户 ， 新的产品还没出来 。冯晨晖用压抑、迷茫但坚持不懈 ， 来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 。 还是和老同学交流受到了启发 。虞仁荣说：“一定要看主要的客户在做什么 ， 看主要的芯片厂商的规划是什么 ， 如何与之配合 ， 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 ”2014年 ， 卓胜微调转船头 ， 将射频前端芯片作为公司的主攻方向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 三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 如今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也是我们的客户 。 ”在冯晨晖看来 ， 这些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内手机厂商 ， 正是他们这类芯片公司得以继续发展的土壤 。 科创板和大基金 ， 更多意义上是锦上添花 。下一个十年当中国芯片产业遍地开花 ， 时间回到35年前 ， 高峰他们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 ， 用投资人吕煌的话说 ， 三十年前 ，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国外的差距是“幼儿园和大学的差距” ， 现在已经是“初中和大学的差距”了 。刘卫东还记得 ， 在校期间给老师们“打零工”的日子 ， 大家用坐标纸刻红膜来设计芯片 ， 而国外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芯片 。到中科院微电子所读硕士的高峰 ， 记忆中当年“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只能做到4寸和5寸 ， 清洗设备清洗硅片时都是手动拉出来 ， 按照指令人工清洗 ， 而国际上已经有很多8寸的自动化生产线了 。 ”后来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和台积电的工作经历 ， 让高峰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巨大差距 。早年的这群人 ， 有点像一位孤独的水手 ， 划着小舢舨 ， 走向一个旋转的风暴 。在清华微电子所 ， 这个在当时已代表国内半导体行业领先水平的实验室里 ， 常能看见这样的场景 ， 一群研究人员趴在大桌子上 ， 凑近图纸上检查错误 ， 用肉眼验证设计版图 。即使到了90年代 ， 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 ， 中国半导体开始有发展势头 ， 但仍然进步缓慢 ， “市场换技术”的思路 ， 很难给半导体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助益 。高峰记得他研究生期间去韩国南亚半导体株式会社学习交流的场景 ， 学习使用当时国际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设计软件——美国Compass来设计芯片 。 彼时 ， 这个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国家 ， 在美国和日本的基础上实现了DRAM领域的赶超 ， 并在1995年先于日美开发了256M的DRAM 。作为半导体专业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 ， 郁群慧毕业后留在了老师的公司——三年前被创业板上市公司飞天诚信收购的宏思电子 ， 专注自主研发信息安全应用集成电路的芯片设计公司 。最初没有资金搞研发 ， 为了生存 ， 他们从反向设计做起 ， 接客户委托设计的任务 ， 把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拆解分析 ， 把功能都弄明白 ， 然后自己做成产品 ， 再拿给客户做生产 ， 相当于做设计服务 。“这个（反向设计）也是积累 ，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 我们后面也很难具备正向设计的能力 。 ”郁群慧说 。 反向设计的路径是90年代许多中国芯片公司走的路 ， 很像美国当年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成果一样 ， “学习、吸收、再创新” 。 郁群慧说 。市场变化莫测 。 当卓胜微们逐步脱困之时 ， 刘卫东的久好电子在2014年刚刚成立 ， 主攻传感器信号调理芯片 。 但该类型的芯片见效周期长 ， 能获得投资的机会少 。 第一笔投资还是来自室友吕煌 。刘卫东原来留着一撮胡子 ， 说这样在人群中很显眼 。 后来把胡子剃了 ， 同学们笑说 ， 年轻了不少 。他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 ， 几乎都是自己公司产品的介绍 ， 即便是放假期间 ， 也总能看到刘卫东在朋友圈发关于久好电子产品的信息 。 他还是清华校友总会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 ， 同学们喊他“老刘” ， 热心地张罗各类与之相关的校友活动 。刘卫东对生动形象的表达也不擅长 ， 采访之前 ， 他甚至按照提纲将回答用电脑逐一打了出来 。和刘卫东一样 ， 带有浓厚闽南口音的吕煌也说自己不擅长说故事 。 泉州安溪盛产铁观音 ， 曾经到泉州拜访他时 ， 他更习惯边泡茶边聊天 。 曾经那些投资 ， 被他一笔带过 ， 但却乐于分享他对于行业的判断 。当年毕业后回到老家泉州做实业 ， 后涉足投资的吕煌发现 ， 老同学们“搞芯片的更多” 。 加上旧有的专业功底 ， 如今回看吕煌的投资布局 ， 芯片项目占据约70% 。 这其中 ， 韦尔2007年成立时 ， 吕煌投资了410万元 ， 同时他还是兆易创新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当初刘卫东就问吕煌 ， 创业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 吕煌说失败不了 ， 万一失败了 ， 就当还当年请他喝酒的钱 。 原来在清华读本科时 ， 有一年吕煌过年没回家 ， 刘卫东从山西老家提早回校 ， 揣着竹叶青和兔子腿 。 吕煌在学校南门接他 ， 说以后毕业挣了钱 ， 一定要再请刘卫东一次 。“所以要对自己的同学好点 ， 尤其是同宿舍的 。 ”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 ， 刘卫东开玩笑说 。到目前为止 ， 很多人已经穿越了风暴眼 ， 但所有人还在路上 。 对这群人而言 ， 今后两年是至关重要的考验 。 现在 ， 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范式变迁 ， 物联网、无人驾驶、工业4.0等 ， 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 。而清华大学EE85的同学 ， 无疑成为这股潮流中不可忽视力量 。 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时代使然” 。 在他们眼中 ， 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 “一生难得遇一次的”机遇已摆在面前 。接受采访的众人乐于分析形势 ， 不同的经历 ， 每个人在采访中对形势的分析各有侧重 ，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 就像高峰记得大学班主任周育诚常对他们说的话：半导体很难 ， 但将来一定有希望 ， 大有发展前途 。新冠疫情笼罩到当下 ， 注册资本2041.5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开始进行二期投资 。 尽管企业们的信心受到影响 ， 高峰并没有计划减慢投资速度 。 受到国内“新基建”的推动 ， 他眼中的半导体 ， 国产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 5G基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半导体都还将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魏少军、陈大同等这批人 ， 他们算我们的老一辈 ， 学长师兄 ， 他们看到了、经历了 ， 甚至亲身参与了 ， 他们心里一直希望能看到他们支持的公司 ， 能够实现当初的承诺 ， 能够真正做出中国的大芯片 。 ”采访即将结束之时 ， 下午4点多的北京依然黑得早 ， 望着远处五道口一些已经亮起星星灯火的办公楼 ， 赵立东突然话锋一转：“这票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梦想 ， 我能很深切的感到 ，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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