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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练剑汾阳状元王仁堪与鲁迅家族的恩怨( 二 )


王仁堪提审陶阿顺 ， 陶供出自己系受周福清派遣 。 王仁堪担心案情过大、株连太多、打击面太宽 ， 想从宽处理 ， 把案情缩小 。 想不到王仁堪的刑名师爷恰恰是周福清得罪过的陈秋舫 。
据李乔的《中国师爷小史》记载 ， 陈秋舫是周氏家族女婿 ， 与周福清同辈 ， 论年纪周福清是其大舅子 。 他初做女婿时 ， 岳家照例留住数日 ， 但他却长久不肯离去 。 周福清在背地说：“在布裙底下躺着的是没出息的东西 ， 哪里会出得山？”这话传到陈秋舫耳中后 ， 他立即告辞 ， 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 。 当时 ， 他是秀才 ， 经过苦读果然中了进士 ， 后又做了王仁堪的刑名师爷 。 按说 ， 此时他闷气已伸 ， 应该与周福清冰释前嫌 。 但他却心胸狭隘 ， 报复心极强 。 当周福清科举案发正撞在他手里时 ， 他不顾幕主王仁堪想缩小案情的打算 ， 执意不允 ， 一定要“秉法公断” 。 王仁堪无法 。 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 ， 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 ， 尤其在官场中间 。 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 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之外 ， 所有官员 ， 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 。 周福清太任性了 。 结果 ， 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 ， 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
周福清投案自首后 ， 王仁堪仍然不想深究 ， 有意为他开脱 ， 便提示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 ， 因为丧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错乱 ， 造成犯罪 。 如情况属实 ， 那么 ， 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理的 。 可是 ， 周福清却不顺水推舟 ， 怎样也不肯承认 ， 执意以个性碰撞法律 。 在公堂上 ， 他振振有词、侃侃而谈 ， 说自己从来未曾昏乱过；并且列举出历届由于疏通关节而中举人的一批名单 ， 试图证明他自己无非按照潜规则来它一下罢了 。 陈秋舫听闻后大喜 ， 要王仁堪一定要执法如山 。 王仁堪只好一面电告北京吏部 ， 一面把人证、物证押送到杭州 ， 移交浙江衙门处理 。
这时 ， 马家坛、周伯宜也被知县先后捉拿归案 。 马家坛是会稽县学廪生（秀才的一种） ， 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 。
据《东华录》载 ， 浙江巡抚崧骏也很想帮周福清的忙 ， 对他处理很宽松 。 但这年科场风气极坏 ， 一共出了4件弊案 ， 光绪要求严办 ， 将周福清改为“斩监候” ， 陪斩了几次 ， 最后还是“勾决” 。 周伯宜秀才功名被革 ， 为了疏通关系 ， 卖地行贿 ， 周氏因而破家 。 鲁迅有几篇小说中所提到的家难 ， 即指此事 。
1900年 ， 发生庚子之变 。 1901年4月28日 ， 当局为了表示宽大 ， 把关押狱中长达8年之久的周福清赦免释放了 。 此时 ， 周福清已65岁了 。 1904年农历六月初一 ， 周福清在会稽家中病故 。
一个人面临绝境时 ， 可以有两种抉择：或者奋起抗争 ， 或者甘于沉沦 。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选择了后者 。 借酒浇愁 ， 是中国文人习惯的解脱方式；而绍兴 ， 又盛产这种解忧的尤物 。 这样 ， 他便轻易地开始纵酒了 。 一个平素严谨的人 ， 几乎完全失去了节制 ， 酒喝多了 ， 温厚的面孔常常涨得通红 ， 而且歪扭得可怕 。 于是 ， 他摔碗筷、拍桌子 ， 每天无端地大发雷霆 。 后来 ， 周伯宜还大吸鸦片 。 科场案发生后的第三年——1896年 ， 年仅35岁的周伯宜因为肝硬化死亡 。
一荣俱荣 ， 一损俱损 。 古已有之的株连 ， 也降临到鲁迅头上 。 祖父在审判期间 ， 鲁迅寄住在大舅父家 ， 被人讥笑为“要饭的” 。 年仅13岁的鲁迅 ， 心灵饱受摧残 。 从1893年开始 ， 父亲开始吐血 ， 后开始水肿 ， 从脚到小腿 ， 甚至全身 。
鲁迅是家庭的长子 ， 上有孤弱的母亲 ， 下有幼弱的弟弟 ， 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 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 ， 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 鲁迅也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 ， 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 。 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 ， 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 ， 话语里包含着亲切 ， 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 ， 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 ， 话语是冰凉的 ， 眼光是冷冷的 ， 脸上带着鄙夷和讥笑的神情 。 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 ， 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 他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 ， 我以为在这途路中 ，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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